鲍子
　朱熹曾经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是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实际上，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不仅是道家、甚至是儒家），都给予洁身自好、隐遁避世以极崇高的文化褒奖，把这种行为看作是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既有这样的文化大勋章悬挂在那里作诱惑，便少不了有人要假惺惺地去做隐士，来领这枚勋章。而领到了这枚勋章，又如同获得了特别通行证，余下的关节便可一一打通。所以，隐逸，更多的是一种手段，以这种手段求名求利，甚至最后来了个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求官———这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这种文化怪胎的逻辑思路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愿为官而隐居，所以他德行高尚；因为他有了这样高尚的德行，所以他应该为官，甚至为大官。所以，在中国，历代都有隐士，同时，历代朝廷又都去山中征召隐士，隐士与朝廷共同上演这样一出文化喜剧或闹剧。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来认识陶渊明及其行为的意义。与众不同的是，在他那里，隐居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他喜欢这种生活方式，隐居本身即是最后之目的。虽然后世人都把陶渊明看做隐士，比如钟嵘就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他自己，却没有把自己当作隐士，他只是在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而已。你看他说的话“结庐在人境”，不是隐居，而是“结庐”；“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结庐也好，居家也罢，他是在寻找一安身之所，这一安身之所不在高山之上，岩穴之下，不是那种远离人世的高人姿态，而是在“人境”，在“南村”做一个普普通通泯然众人的人，有“邻曲时时来”，“而无车马喧”。他从官场上“归去来兮”，是归来了，回到自己的老家宅院，他不是在寻找一种姿态，而是在回归一种生活，回归自己喜欢的那种生活方式。你看他的《归去来兮辞》，全篇洋溢着欣喜之情。这是快乐的生活，是平常的生活，而不是什么有故意的寓意的生活，有道德负载的生活。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如何！———《读山海经》”

　　读了这样的诗，如果我们还不能倾慕他的那种生活，必是弱智或有心灵上的疾患。我们看到，他不是生活在崇高的道德境界中，以自苦为极，他是生活在闲适的艺术境界中，以自乐为美。他确实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隐士，我看古人或听今人说他是隐士，感觉怪怪的。我们真的误会他了，我们自以为拔高了他，其实是贬低了他，贬低了他的境界。我们想让他可敬却损害了他的可亲可爱。一般而言，隐士是使生活道德化，而陶渊明却努力使自己的生活艺术化。道德化的生活指向崇高，艺术化的生活指向美与和谐；道德化的生活指向无，是一种否定式的生活，而艺术化的生活指向有，是一种肯定式的生活，我们看陶渊明的生活：人有屋庐，鸟有树枝，人欢鸟欣，酒香蔬美。又，道德化的生活指向“敬”与“怒”，艺术化的生活指向“爱”与“乐”：陶渊明岂止爱这八九间的草庐，他爱他触目所见的一切，他岂止听到了鸟的啁啾，他甚至一边读书，一边听到了他耕种过的地方庄稼萌叶拔节的声音。有春酒，有园蔬，微风来，好雨俱，而《周王传》《山海图》又把灵魂带到那遥远而神奇的地方，让他作一回美妙的精神之旅，不乐复何如！

　　我们看他的《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诗之髓为“心”———身之所处，乃心之所恋；手之所采，乃心之所慕；目之所见，乃心之所想；智之所悟，乃心之所求。是的，他的生活已经心灵化，已达到心外无物之化境，他的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一念一静，都出自这一远离尘嚣、远离庸俗、远离低级趣味的“心”。

　　陶渊明显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隐士，但他是第一个把隐居生活写得如此美好，如此充满魅力的。他以前的隐士们似乎在追求艰苦的生活，并乐意于向人们展示他们的艰苦生活，以便显示自己道德的崇高。陶渊明不想向人们作任何表示，这是他自己的生活，他只求自己满意。如果不违背道德，我们可能不需要特别地委屈一下自己来向道德献媚。实际上，我们过分的、矫情的、违背人性的苦行，对道德而言，实在是不必要的。我们高高兴兴快快活活地活着，有什么不对吗？陶渊明就这样给我们活出了一个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