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鸿飞
 
 
 
内容摘要

 
本文从陶渊明作为“隐逸诗人的”角度研究其人生道路、思想性格的特点，其隐逸诗的内容和艺术的成就，以及他对唐宋时期文人生活、品格及诗歌创作的影响。

全文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梳理陶渊明出仕和归隐的历程，探讨其出仕的目的及归隐的原因，肯定他在当时社会政治环境中弃官归隐乃是一个明智的抉择。第二部分在界定了隐逸诗的范围后，从五个方面论述陶渊明隐逸诗的思想成就。并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论述了陶渊明隐逸诗的艺术成就。第三部分，论述陶渊明在唐宋时期的影响，以王绩、孟浩然、王维、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为例，论述了陶渊明的隐逸之路、思想品格及隐逸诗的影响及发展。

关键词：隐逸  田园  诗歌  影响

陶渊明被《诗品》的作者钟嵘称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称号千余年来为人们所认同，并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比较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陶渊明生活道路及田园隐逸诗的研究，评价其成就和对唐宋时期文人生活、思想及创作的影响。

一、陶渊明的出仕目的与归隐原因
 
陶渊明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卒于宋文帝元嘉元年（424）。他的一生从东晋到南朝宋，再算上中间由桓玄建立的楚，总共经历了3个朝代，10个皇帝。他在世的那63年真可谓战乱不断，篡夺频仍的时代。孔子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可见儒家虽然力主以仁义之道治天下，但并不排斥隐逸，不卑视贫贱，在特定的战乱、昏暗的现世条件下，他们是可以不耻贫贱，追究隐逸的。更何况本来就主张“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老庄思想。陶渊明的生命矛盾、生活抉择和诗歌创作正是植根于那个战乱的时代，也是在儒、道、玄学思想以及当时社会风气的交合影响下形成的。

陶渊明的一生从起初的出仕到最终的归隐，前前后后共经历过四五次反复，也就是说他是在经过一段个体的亲身的生活实践之后，才探索到了一条弃绝官场躬耕田园的隐逸之路的。让我们首先来考查一下陶渊明五次出仕的目的及四次归隐的原因。

（一）首次出任州祭酒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陶渊明第一次出来作官，翻开了他短暂的仕途生涯的第一页，这一年他29岁。关于这一次作官的目的和辞官归隐的原因在萧统的《陶渊明传》中有极为简单而明确的记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在陶渊明的《饮酒》诗中也曾经追述过自己这段初仕时的心情：

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下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愿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

陶渊明8岁丧父，12岁庶母卒，“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早年家道衰落。他因家境所迫，告别了“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的生活而“投耒去学仕。”他的这一次出仕更多的是出于物质需求下的无奈，而不是源于深切的济世之心。时间不长，他却自动解职而归了。从“不堪吏职，”和“志愿多所耻”两句中，我们隐约可以体察到这段短暂的州祭酒生涯给陶渊明带来的精神磨难。森严的门阀世族制度、官场中无情无耻的倾轧，这一切对于依恋于人的本然性，“总发抱孤介”（《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的陶渊明来说肯定是难以忍受的。所以他的辞官回家也就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了。此后在家一闲就是五六年，“躬耕自资”成了他此间的生活主题。

（二）第二次出仕入桓玄军幕

 
直到晋安帝隆安三年（399），陶渊明35岁时，入桓玄军幕，方才重返仕途。陶渊明依其个人的政治价值取向决定在这样一个时间、这样一个人物手下任职，实在是一个不平常的抉择。桓玄，出身出东晋的第一流士族桓氏。其父桓温在晋穆帝永和元年曾为荆、司、雍、益、梁、宁六州都督，荆州刺史，曾三次北伐，平定西蜀，收复洛阳，取得很大威望。又废皇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即简文帝》。他执政30年，权倾朝野，与各士族有广泛的联系。他广揽人才，谢安、谢玄、王垣之等均受其重用，文人袁宏、伏滔、画家顾恺之等也都曾在其门下效力，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也在其列。这位被陶渊明赞为“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的孟嘉长期为桓温僚佐，任其长史，唐人修《晋书》时将孟嘉的传紧附在桓温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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