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自然”，我们不能不提起魏晋时代的那场“人的觉醒”。魏晋以前，儒家的社会伦理哲学忽略了个体生命的死亡问题以及人生的苦难问题，仅仅一句“未知生焉知死”便抹杀了探讨死亡问题的重要意义。而魏晋时期，历史现实的残酷性，把人的生存价值摆到了世人面前。在魏晋文士看来，人所拥有的只是自然的性命，而且恰恰是个体的这种自然性命是无常的、短暂的，终不免一死的，任何关于人的道德规定都无法掩盖这一事实。即然认识到生死亦大矣，那么人存在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尽情享用人的本然生命的有限性和现世生活的今生性。所以倡导人从价值生存形态返回到自然生存状态便构成了这场“人的觉醒”的实质。所谓“自然生存状态”其实包含两重意义：即外部的自然生存状态和内部的自然生存状态。外部的自然生存状态是指自然景物，山水田园的客观环境，而内部的自然生存状态则是指顺应生活的本然的心理意向。陶渊明深受魏晋时期“人的觉醒”的思潮的影响，在仕与隐的抉择过程中，他批评性地吸取了这种哲学思潮的精髓。虽然他也同样探讨“大化”、“大象”的运转规律，但是他更注重将玄虚的“理”落实到人事代谢的规律上，“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虽然他也同样向往生命的自然生存状态，但是他并不摒弃人生的真正的存在价值。既然“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那么只有“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他所追求的是美德和节操的永存，正因为陶渊明的自然观始终是以追求人生价值和思考人事代谢的规律为落脚点，所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陶渊明的隐逸思想就必定高出于前代的隐士，也正因为陶渊明在出与处这一生命抉择中是几经徘徊而最终走回田园的，所以，陶渊明的隐逸思想绝无逐时从众的盲目性也无附庸风雅的虚伪性，而让人感觉到的是更实在，更真切。他经过了反复实践之后更加认识了隐逸之路的价值，肯定了回归田园的抉择。“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而昨非。”一篇《归去来辞》成了陶渊明与昏暗、喧嚣的政治现实彻底绝袭的宣言。他沿着自己选择的隐逸之路执着地走着，追索着那种与众不同的人生的存在价值。正是陶渊明所做的这种对人生价值的探索，陶渊明所开辟的生存境界，成为他田园隐逸诗的创作基础，奠定了他作为“隐逸诗人之宗”的地位。
二、陶渊明隐逸诗的思想艺术成就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隐逸诗是依据陶渊明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而界定的，其中必然具备某些独特性。陶渊明之前，在《诗经》的国风及雅、颂中就有一部分以劳动生活、农业生产过程及丰收、飨神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农事诗”。陶渊明的隐逸诗中也包含着这样一部分以农村生活为审美对象的农事诗，或记叙亲自参加劳动的隐逸诗的范畴。在唐代、王维、孟浩然等人创作过许多描写自然山水，表现田园生活的诗歌，所以人们称之为山水田园诗派。而这些题材的作品在陶渊明的作品中也能找到，甚至更丰富而平常，有勾画田园风光的，有表现饮酒、赋诗、弹琴、出游的乡居生活的，这些当然也应该归入陶渊明隐逸诗的范畴。在魏晋时期，随着玄学的盛行，隐逸思想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能够避害全身的隐逸生活亦为人们所向往，于是在诗歌创作中出现了许多抒发企羡隐逸，表达出与处的矛盾情感的作品。比如嵇康的咏怀诗，左思、陆机的招隐与反招隐之作。陶渊明在前代文人的隐逸思想的基础上，在个人的曲折经历的激发下，也创作了大量反映其出与处的思想斗争的作品，对隐逸生活不乏哲学的审视。这些作品不只作于隐居田园之后，就是在几次出仕期间，他也总是念念不忘园林的好处，抛弃不掉归田隐居的意向。总的说来，从作品的内容这一界面上看，凡是牵涉到田园生活、隐逸思想的作品，不只是单独成篇的，哪怕是诗中的个别语句落到了心念田园渴望归隐的这一主题上来，都将被纳入本课题的研究范围。按这一标准来统计，逯钦立先生审定的《陶渊明集》所收的诗共122首，属于隐逸诗范畴的有71首，其比例竟接近陶渊明全部诗作的60%。可以说，隐逸成了陶渊明最突出的创作主题，也是他的生命主题，这是在他之前的诗人们未能达到的，他确实不愧为“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的隐逸诗歌就其所表达的内容来看是极为广博繁富的。我们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来考查。
（一）陶渊明在隐逸诗中大量地抒写了自己以告别官场隐居田园为最佳归宿的思想感情。
在前面我们梳理了陶渊明从出仕到归隐多次回旋反复的痛苦经历，可以说他是经历了一段徘徊之后最终才选择了回乡躬耕的，而这个选择充满着个体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尽管在他辞去彭泽令归隐后，仍不时出现一些情感起伏，但是那只是叹老嗟贫的牢骚，并没有动摇他守拙固穷老死田园的原始意向。
陶渊明用诗歌真实坦率地记载了他在各个时期的不尽相同的心态，以及植根于心灵深处的那种远离官场的告别意识的逐渐增强，即便是在出仕期间他也总是“慷慨思南归”，怀恋家乡的山水和生活。于是，从第一次的“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到后来做刘裕镇军参军时，竟刚刚离家上路就已经“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满心悔意溢于笔端。他13年的仕途生涯一直陷于这种“一心处两端”（《杂诗十二首》其九）的仕与隐的徘徊苦闷之中。如隆安四、五年间（400—401）他在桓玄官府中任职，写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在第二首中说：“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中又说：“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身在仕途的陶渊明一方面是“好爵”的诱惑，一方面是“旧墟”的召唤，他一再表示“富贵非吾愿”，希望回到故乡“养真”全“善”，保持自己的清高节操。元帝元兴三年（404）陶渊明干脆在去刘裕镇军府上任的路上就开始为离开仕途作打算了：“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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