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沿着自己选择的隐逸之路执着地走着,追索着那种与众不同的人生的存在价值。正是陶渊明所做的这种对人生价值的探索,陶渊明所开辟的生存境界,成为他田园隐逸诗的创作基础,奠定了他作为“隐逸诗人之宗”的地位。
二、陶渊明隐逸诗的思想艺术成就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隐逸诗是依据陶渊明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而界定的,其中必然具备某些独特性。陶渊明之前,在《诗经》的国风及雅、颂中就有一部分以劳动生活、农业生产过程及丰收、飨神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农事诗”。陶渊明的隐逸诗中也包含着这样一部分以农村生活为审美对象的农事诗,或记叙亲自参加劳动的隐逸诗的范畴。在唐代、王维、孟浩然等人创作过许多描写自然山水,表现田园生活的诗歌,所以人们称之为山水田园诗派。而这些题材的作品在陶渊明的作品中也能找到,甚至更丰富而平常,有勾画田园风光的,有表现饮酒、赋诗、弹琴、出游的乡居生活的,这些当然也应该归入陶渊明隐逸诗的范畴。在魏晋时期,随着玄学的盛行,隐逸思想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能够避害全身的隐逸生活亦为人们所向往,于是在诗歌创作中出现了许多抒发企羡隐逸,表达出与处的矛盾情感的作品。比如嵇康的咏怀诗,左思、陆机的招隐与反招隐之作。陶渊明在前代文人的隐逸思想的基础上,在个人的曲折经历的激发下,也创作了大量反映其出与处的思想斗争的作品,对隐逸生活不乏哲学的审视。这些作品不只作于隐居田园之后,就是在几次出仕期间,他也总是念念不忘园林的好处,抛弃不掉归田隐居的意向。总的说来,从作品的内容这一界面上看,凡是牵涉到田园生活、隐逸思想的作品,不只是单独成篇的,哪怕是诗中的个别语句落到了心念田园渴望归隐的这一主题上来,都将被纳入本课题的研究范围。按这一标准来统计,逯钦立先生审定的《陶渊明集》所收的诗共122首,属于隐逸诗范畴的有71首,其比例竟接近陶渊明全部诗作的60%。可以说,隐逸成了陶渊明最突出的创作主题,也是他的生命主题,这是在他之前的诗人们未能达到的,他确实不愧为“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的隐逸诗歌就其所表达的内容来看是极为广博繁富的。我们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来考查。
(一)陶渊明在隐逸诗中大量地抒写了自己以告别官场隐居田园为最佳归宿的思想感情。
在前面我们梳理了陶渊明从出仕到归隐多次回旋反复的痛苦经历,可以说他是经历了一段徘徊之后最终才选择了回乡躬耕的,而这个选择充满着个体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尽管在他辞去彭泽令归隐后,仍不时出现一些情感起伏,但是那只是叹老嗟贫的牢骚,并没有动摇他守拙固穷老死田园的原始意向。
陶渊明用诗歌真实坦率地记载了他在各个时期的不尽相同的心态,以及植根于心灵深处的那种远离官场的告别意识的逐渐增强,即便是在出仕期间他也总是“慷慨思南归”,怀恋家乡的山水和生活。于是,从第一次的“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到后来做刘裕镇军参军时,竟刚刚离家上路就已经“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满心悔意溢于笔端。他13年的仕途生涯一直陷于这种“一心处两端”(《杂诗十二首》其九)的仕与隐的徘徊苦闷之中。如隆安四、五年间(400—401)他在桓玄官府中任职,写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在第二首中说:“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中又说:“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身在仕途的陶渊明一方面是“好爵”的诱惑,一方面是“旧墟”的召唤,他一再表示“富贵非吾愿”,希望回到故乡“养真”全“善”,保持自己的清高节操。元帝元兴三年(404)陶渊明干脆在去刘裕镇军府上任的路上就开始为离开仕途作打算了:“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他仰观飞鸟在天,俯视游鱼得水,把自己推到这样的一个充满意味的审美现场中,怎么能不强化他的归隐之心呢?《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写于义熙元年(405)改任刘敬宣建威参军时,他自叹“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田园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壑舟,谅哉宜霜柏。”自己虽然身在官府,形为物拘,但是“归去”的心声却越来越清晰。换句话说,在陶渊明心中的这种告别意识不但未被岁月抹去,反而更加强烈了。
当然,在陶渊明的诗中也可以清楚地触摸到他的那份“大济苍生”的凌云壮志。不可否认,儒家的伦理价值观毕竟是中国文人根深蒂固的生命情结,正是在这种意念的驱动下,陶渊明才会几次离开田园,只身跃入政治的风浪中。40岁的陶渊明在《荣木》诗序中说:“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最后一段又说:“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花开花落,日月更替,“徂年既流,业不增旧”,虽然时光在飞逝,便是“总角闻道”的自己却“白首无成”,每想到这一切,他就难以抑制住懊恼的情绪,弘道济世,建功立业之心在胸中踊动,“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这两句不禁会引人想到屈原《离骚》中的诗句:“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也!”这两个人身上所共有的不都是那种自居为历史和社会支柱的精神吗?陶渊明的这份干云之志在其它诗文中也曾表述过:“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拟古》其八)尽管其中充溢着豪侠之气,便那毕竟是陶渊明心中那份不甘抛弃的价值关怀意念的体现,也正是在这种意念的支持下,他才几次离开田园,外出求仕谋职。而在归隐田园之后,他是否就真的彻底淡泊名利,心静如水呢?其实也并不尽然,他对自己的一生也难免会感到遗憾,如在《和郭主簿二首》(其一)中在写了自己“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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