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陶渊明刚到桓玄手下作事的那一年，桓玄袭杀了殷仲堪，并铲除了殷的余党，自领荆、江二州刺史。“玄于是树用腹心，兵马日盛”（《晋书·桓玄传》），并制造出种种祥瑞来煽惑人心，阴谋篡夺帝位。同时，桓玄利用孙恩作乱之事，屡次上表要求出兵勤王，实际上也是在为篡权作准备。官场的混乱和价值的颠覆使得陶渊明重新审视自己的抉择，并将内心忧怨化为诗句表达出来。这期间有三首诗记叙了他的心路历程，即《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前二首诗是陶渊明在仕玄期间，奉命使都后，归途中因受风阻而停泊于规林所作；后一首诗则是一年后他回家乡探亲假满，再赴江陵任所，于途中感怀而作。在诗中他写道：“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之二），又写道：“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我们从字里行间看到的不是对桓玄的评论，不是对政局的不满，而是对人的本然性情的真切召唤。当陶渊明置身于世界的混乱和价值的失衡之中时，想到的是人性的自足性才是真正可靠的，他眷恋那熟悉的山水田园，惦记着母亲、朋友，更怀念着自己本然的生存状态。“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在现实的昏暗面前，陶渊明并没有挺身担负起历史的责任，而是从人的社会历史价值意念中自动退出，转而追求生命的自然状态和人的自我道德的完善。这三首诗创作时间相隔一年，其实我们无须细细地考查这一年间在他身边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就已经能从诗中得到答案：现实发生的种种变化，使得陶渊明“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意向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坚定了！可巧，隆安五年（401）冬，陶渊明的母亲孟氏卒，他理应奔丧并丁忧居家。就是在这时，在本然心性的召唤下他离开了桓玄，结束了他三年的仕宦生涯，回到了“无世情”的园林。陶渊明的此次辞官回家，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来看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因为就在他回家的第二年即安帝元兴元年（402）以司马元显为首的军队开始征讨桓玄，桓玄攻入京师，杀司马元显；元兴二年（403）十二月桓玄篡晋称楚。而此时已避开了这些繁杂的变乱正在家服孝的陶渊明又是怎样一种状态呢？
此时的陶渊明对于“人间”这一连串事变不会一概不知，但是也许是其本然心性使他不屑于提起这些，也许是他仍旧遵循着阮籍以来许多魏晋人物的处世经验：“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吧？总之，在这期间所作的《始春怀古田舍》诗二首中，我们看不到现实社会变乱的蛛丝马迹，听到的却是诗人对于农村躬耕生活的源自本心的呼唤和赞叹。“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哢欢新节，泠风送馀善。”坐着牛车，伴着鸟鸣，在初春的熏风中，他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田园。“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这才是诗人的本然的生存境界，也只有这里才是可靠的安全处所。他不用再为“行役”所牵累，他丢掉了儒家的对社会历史的关怀意向，“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希望以这种方式找回纯自然状态下的本我。陶渊明以荷篠丈人、长沮桀溺自比，来表明他“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躲避乱世的决心。但是我们却又可以那么深切地感到，在当时混乱、残酷的现实之中，这份出奇的平静与悠闲的得来是充满悲剧意味的。血腥的现实使得每一个具有价值关怀意向的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这样的困境：热情的忧虑和忧虑的徒劳。价值关怀面临着的是遭受世界之邪恶的种种揶揄和否定，使他变得毫无“价值”。陶渊明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他只好将这所谓的对社会、历史的关怀暂置脑后，而寻找另一种可以自适、自足的生存形态——“躬耕自资”。
“躬耕自资”的道路之艰辛很快便显现出来了！一年的劳动，收成甚微，“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的贫困生活扫荡了初归田园的欣喜、欢快，一向恬谈的诗人终于发出了“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的慨叹（《癸卯岁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