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同。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壑舟，谅哉宜霜柏。
面对“事事悉如昔”、“义风都未隔”的一片山川、人情，这时陶渊明的笔下荡尽了“脂我名车，策我名骥”的豪迈进取这心，勾销了“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的自我勉励，更减少了“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的矛盾和犹豫，他归田的“终怀”已定，诗中只是把旧有的意向坚定地重新申述罢了：“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被重申为“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军经曲阿作》）被重申为“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被重申为“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以曲阿作》）也被重申为“终怀在壑舟，谅哉宜霜柏。”在这些意向不断被重复的过程中，陶渊明的生存原则逐渐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在残酷而邪恶的现实面前，作为个体的人根本无力对抗强大的现实力量，当对于社会的价值关怀被转化为毫无价值时，陶渊明开始怀疑了，他怀疑价值关怀本身是否有意义？这是充满否定意味的怀疑，“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在他看来，这种价值关怀意向本身就是盲目和虚无的。在“大济苍生”的意向被否弃了之后，个体的本然生命的意义便被推到了最前面，摆脱社会形态的拘限，重新拾回人的本然状态便成了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陶渊明此时是归心已决。所以当刘敬宣离职后，他也就“心惮远役”，决主去职还乡了。
（五）第五次出仕为彭泽令
同年秋天，陶渊明回到故乡后，又作了八十余日的彭泽令，这是他13年仕途的最后一站。此次出仕的原因和经过，萧统的《陶渊时传》叙述得颇为详细：
……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因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
陶渊明这次出任彭泽令的原因他有明确的表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也就是为以后的归隐生活做物质上的准备。《归去来辞序》中陶渊明也曾自己说明：“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但是这种为求“三径之资”而做官的行为更是他推崇人的本然心性的“真心”所不容的，“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如果前几次出仕还是在人生价值取向层面上的矛盾和怀疑的话，那么这次的出仕则只是出自物质目的的权宜之计，这对于“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的靖节先生来说，肯定是会自行唾弃的。在他决定“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的时候，恰又遇到督邮来县，这就促使他决心以程氏妹丧于武昌为借口而毅然“自免去职”回到了他原本非常热爱的田园。所种的粳竟未尝颗粒到口，以秫酿酒的计划也完全浇空！陶渊明13年的仕途生活便就此结束了！他永远地告别官场，开始了他“躬耕南亩”的隐逸生活。这一年是晋安帝义熙元年（405），下距晋朝灭亡还有15年。
纵观陶渊明从29岁到42岁13年中的五次出仕的目的以及四次归隐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他离开田园出仕多年，最终回归田园又走上隐逸之路是与晋宋时期动荡的政治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东晋一代政治，常有悍将构乱，跟着也有名将定乱，所以政象虽不甚佳，也还保持水平线以上的地位，到渊明时代却不同了”（鲁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谢安，谢玄一辈名臣相继凋谢，在陶渊明20岁到30岁这一阶段，先是会稽王司马道子和王国宝专权，与王恭、殷仲堪一党互相牵制，政治极其腐败，又有各地拥兵将帅，争权夺势。从他33岁时起，东晋开始内乱，孝武帝被杀，即位的安帝是个白痴，王恭、殷仲堪和司马道子、王国宝在混战中两败俱伤。接着是孙恩造反，司马元显专权，桓玄东下攻陷京师，总揽朝政，诛杀司马元显。元兴二年（403）桓玄篡晋，自称楚王。接着桓玄的部下刘裕起兵讨伐桓玄，杀安帝、立恭帝。在陶渊明56岁时，刘裕篡晋称宋，毒死恭帝，东晋最终灭亡。这一切变乱都发生在陶渊明的家乡附近，甚至陶渊明有三次出仕都是任职于军幕，投身其中某种政治势力之下。处于政治的血雨腥风中的他，面临着人生的悲苦与荒唐。全体生命的无用、无能被真实地推到了社会中每个人的面前。陶渊明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以救世济时之心，抛开个人的生死利害，积极地投身于政治漩涡之中，逞“逸四海”之猛志。当然，陶渊明如果选择这一条路就先需要明确桓玄、刘裕、刘敬宣哪一个值得他为之拼死效力。要么，远离是非之发，抛开对社会的价值关怀意向，把握住生命的有限性，在“独善”和“固穷”中寻求生命的意义。第一条路，陶渊明不是没有试过，他在东晋政局最动荡的时候，选择了最足以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这实在是需要鼓足勇气的决定。可是，当他真的投身其中时，便很快因见到事不可为而急忙退身了。于是“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的陶渊明几经思想的矛盾，几经情感的挣扎后，终于走上第二条路，回到他眷恋的田园。尽管生活艰难，尽管后来朝廷两次征他为著作郎，但他再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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