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一座独特的里程碑，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他以大量的田园诗创作，冲淡自然的诗风、情景交融的意境奠定了其田园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而归隐田园的举动和宁静淡泊的生活更是引起后世文人的强烈的思想共鸣。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隐士，诗歌创作是心灵世界的产物，隐居则是生活层面的实践，而陶渊明很好地把两者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他是如何能做到这一点的呢？一个乱世文人如何在风起云涌的政治浪潮中坚定自己的思想价值取向，安身立命？这就关系到陶渊明的处世哲学问题。

在陶渊明的那个时代，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价值体系思想一直都在整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仕途无疑是文人义士的一个最明智的选择。做官就意味着个人物质生活和社会理想的初步统一，陶渊明的曾祖陶侃做过晋朝的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但到了陶渊明的少年时代，家族的显赫已经成为历史，有时候日常生活所需也出现危机。无论是从一个文人的角度还是从他的家庭出身上看，陶渊明的出仕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在他的诗中颇能读到他急于用世的心情，《杂诗•其五》中“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写出少年时对建功立业的渴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写出了风云际会将有所作为的决心。的确，作为一个没落士族的后裔，陶渊明不可能没有丝毫的世俗思想，不可能对功名全然无动于衷，他归隐田园不过是在理想与现实张力下的无可奈何。这时候的陶渊明秉承孟子的“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道德信条，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自己的根本的行事处事准则的。但乱世并没有给他兼济天下的机会，现实证明他的社会理想只不过是他一厢情愿而已。正如他的诗中所说他只不过是“误入尘网”而“性本爱丘山”的他最后也只能无奈地选择田园的归隐。但因为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社会理想的实现还是抱有一丝希望的，于是才有了他的第二次出仕。在刘裕打入建康后，通过“以身范物”，“先以威禁”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有效治理了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这也一度让陶渊明重新燃起了希望，但后来他发现刘裕其实也不过是一个为铲除异己而胡乱杀人的君主后。他绝望了！于是他再次归隐，而且再也没有出来过。而至此，陶渊明的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已经被现实所完全扼杀。

接下来的田园生活中，他的处世思想已经明显地出现了转变，占主导地位的不再是儒家的思想，而是道家的清静无为。陶渊明也由开始时的积极进取变为了消极避世，但因受之前儒家思想先入为主的影响，他的思想也出现明显的道儒合一的迹象，因此他的无为也并不是道家的大多数代表一样成为没有血性的行尸走肉，或如阮籍嵇康之类狷介放浪、不知所之的狂徒，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不可能实现的玄学人生观。相反，陶渊明是用诗歌去描绘自己的理想国度的蓝图《桃花源记》接而用积极的现实生活去朝出晚归地“种豆南山”的。要不然他的诗文中也不可能出现一种悠然自得的高雅风节。

隐者现象可以说是一种很普遍的文化现象，在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中，隐者大都是高洁的象征，士人与隐者也总是纠缠不清，士人可以超凡成为隐者，隐者也可以入世做个士人。而作为这隐士代表的陶渊明，无论他的处世之道是儒家还是道家，他都以一种对自己心灵世界绝对负责的态度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无论是在仕途中还是在田园生活，他都努力为自己与自然合一，回归自然的真性情。可能这就是佛学所讲的“返璞归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