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品格中第三个动人之处就是其放旷、洒脱的生命境界，他不但以其文字，也以其整个的人生态度展示着这种生命哲学，所以我们从他的人生中看到的是这种“乐天委分”的哲人的美。陶渊明爱酒，饮酒成了他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成了他的文学作品的一个崭新主题。《诗经》、《楚辞》中虽然有饮酒，但那是为了描写祭祀；汉魏时期的文人虽然也饮酒，但那是为了以酒消愁或为了避祸远害，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共实他是借酒慨叹生命的短暂，抒发内心的豪情壮志；阮籍大醉六十天，是为了躲避与司马氏联姻。而在陶渊明那里饮酒成了消解出与处的激烈矛盾，达到生命的自足无待于外的境界的最好办法。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记载：“郡将尝候之，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又：当彭泽令时“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尝得醉于酒足矣’”。他以一种放诞无拘的方式流露出对这世间“尤物”的至爱。后来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后为始安郡，以过浔阳，“日造饮焉，每往，必酣饮致醉……延之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已是“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的陶渊明，竟将二万钱悉送酒家买酒，其物我两忘的心理情象、放旷的个性特征跃然眼前。这种超然物外的生命境界曾令无数后人心向往之。

陶渊明将其生命哲学集中地体现在《形影神》诗中，他将生命分为形、影、神三要素。“形”指物质生命及其情感欲望；“影”指生命行为所发生的社会影响；“神”指生命对自身存在本体的反思能力，通过这种反思使生命达到自足而又自觉的境界。而在陶渊明的心目中“神”才是生命的最高境界，它不是对生命价值的简单放弃，而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旷达的人生态度。陶渊明以其任情顺意的生活方式体现着自身对生命观的思索。他任情顺意地辞官、任情顺意地饮酒，还任情顺意地弹琴。“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萧统《陶渊明传》）。当然，我们从陶诗中就能证明陶渊明并非“不解音律”，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中说：“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和郭主薄》也有“卧起弄书琴”的诗句。可见，抚无弦琴，不是因为陶渊明不懂音律，而是因为琴弦折断却不复更续。他抚琴不为追逐优美的音乐，意在以琴寄意，寻求一种超然于物质世界之上的精神自由。陶渊明个性中的这种放旷、洒脱的特点，和他思想中的那种与汉魏文士一脉相承的宇宙意识是分不开的，和他自己对“自然”的独到理解也是分不开的。

陶渊明以其真率、清高、放旷的个性光彩打动着后世文人。人们在欣赏他的作品的同时，更是爱恋渗透在诗文中那份清高与达观的个人风采。说陶诗淡而不枯，也正是因为这些诗不是一个枯索乏味的幽居之士的手笔，而是源自于一个有真性情的志士，一个躬耕自资的贫士，一个亲切风趣的达士，一个看透人情世故的智士。陶渊明也因其人格魅力而成为文人们喜爱并效仿的偶像。

（二）陶渊明的隐逸之路对后人的感召

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还在于他用自己全部生命实践探索出一条明智的隐逸之路，也可以说是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新的生存空间。

说他明智，是因为陶渊明在经历了五资助出仕与归隐的艰难的拔涉之后，才自觉地认定了“隐逸”这条最佳出路。陶渊明所处的时代，被后代称作“失落的一个世纪”，因为这期间纷争不断，作为主流思想的儒学传统被淹没在各种思潮之中，社会缺乏向心的综合力，陶渊明以63年的人生道路经历了3个朝代，10个皇帝，真可谓“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从历史演进的层面上说，隐逸之路使得陶渊明没有成为篡夺的助手，没有作推进战乱的动力。从个人价值的层面上说，隐逸之路不但使他保存了“质性自然”，不受礼法约束的天性，而且使他摆脱了残酷、黑暗的现实政治，为他提供了一个避祸远害、保全性命于乱世的空间。

其实，陶渊明心中的那种出与处的矛盾是任何朝代的文人都具有的，因为不论文化语境如何变化，但是有些矛盾却是无法消解的。比如现实社会秩序的强大和个体成员力量的渺小之间的矛盾；人的社会历史性与人的自足性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必然会导致文人在出与处之间的内心波动，而陶渊明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几经徘徊之后，最终能够毅然绝然地丢掉官职俸禄，远离官场，完全地回归于人的本然状态，去寻求别样的人生价值。在他的这次生命抉择中，儒、释、道各家的观念被揉合到了一处，唯我是用地从各个角度帮助他完成了对生命取向的思索。如果我们把陶渊明所探索的这条隐逸之路比作是一株树，那么这株树赖以生长的土壤就是先哲们所创造的文化财产。从这一点上看，陶渊明可以算作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了。无怪乎陈寅属先生评论说：“……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引自《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

古来隐者逸士很多，像唐尧、殷周之世，就出现过巢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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