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赐也徒能辩，乃不见吾心。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蔽覆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据《列子·天瑞》记载：“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鹿皮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得为人，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男为贵，吾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尚何忧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宽者也。’”荣启期一乐为人，二乐为男，三乐长寿，又以处常待终为乐，这种乐观、真率的人性定位正是陶渊明所倾慕追寻的。又据《韩诗外传》载：原宪“振襟则肘见，纳履则踵决，”穷得衣不蔽体，履不掩足，却仍放声歌唱，抛开外物的烦忧，保持着一种快乐、平静的心态。至如黔娄，不受千钟之赠，不爱丞相爵位；张仲蔚隐身不仕；黄子廉辞官还乡。那种不要官职，不贪钱财的高尚节操，正是陶渊明崇敬的偶像，也是他坚守固穷隐居生活的动力。诗人在赞扬这些贤人高士的同时，又试图以个人化的哲学思考去理解他们的行为根源，所谓“道胜无戚颜”和“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就是指只有在崇道尊德的思想基础上，才能达到这样身处贫困而无戚颜，且有所乐的人生境界。陶渊明以对古代贫士隐者的赞颂来坚定着自己隐逸生涯的脚步，同时，他又用自己的隐逸诗组成了一个众多清高廉洁的人物的画廊。

总起来看，陶渊明的隐逸诗从多个角度全面地体现了诗人的生命情结：鄙弃功名利禄，忘掉对社会的关怀意向，热爱自然、美好的田园环境，眷恋安宁、质朴的躬耕生活，他在自己真实的贫穷生活的基础上，肯定了劳动的价值，赞扬固穷的精神境界和顺天任情的达观的生活状态。这些内容大大冲破了传统的农事诗的范畴，丰富了隐逸诗的题材，提高了隐逸诗的思想价值。陶渊明是第一个集中力量从事隐逸诗创作的人，所以钟嵘称他为“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的隐逸诗在艺术风貌上也独具一格。而且在魏晋时代的特殊文化背景下更显出了他超群脱俗的品格。陶渊明现存的诗作最早的写于东晋安帝隆安四年（400），也就是他36岁写的那首《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从此直至他63岁去世，这将近30年就是他从事诗歌创作的时间。这时出现的是“九流参差，互相推陨”（《扇上画赞》）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环境。一方面，象钟嵘在《诗品序》中所说的那种“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风并没有销声匿迹；另一方面，又开始出现了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说的“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创作倾向。陶渊明在个体的生活基础上，在自觉的哲学思考的过程中，创作了既不同于孙绰玄言诗、郭璞游仙诗，又有别于谢灵运山水读的田园隐逸诗。在当时的诗坛上呈现出一种焕然一新的独特面貌。

陶渊明具有自觉的诗歌创作意识。他在《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二）中所说的：“灵化无穷已，馆宇非一山。高酣发新谣，守效俗中言。”实际上是借以申述自己的诗歌创作观。在陶渊明看来，外在的物质氛围是变化多端的，文学创作也不应当拘于一格，他要痛快淋漓地唱出自己不入俗流的声音。他在现实生活和自然本性中都是崇尚真实，热爱自然的，将本我与自然冥合为一可以说是陶渊明的美学理想。他把这种理想同样地带入诗歌创作中，“寄怀于言”，“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九日闲居》），用诗歌表达自己真实的生活感悟。所以在游斜川看到大好风景时，他会“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游斜川诗序》）；独自夜饮时，“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为了记游，为了自娱，就是他创作诗歌的主要目的。在这种创作目的推动下，他的诗歌总是“有会而作”，以丰富的生活经历为根基，去状写真情、真事、真景，如实地再现他隐逸生活中的点滴感受，原封原样地记叙他劳动的景况和贫穷的状态，以及那份复杂的心理处境。我们还必须看到，陶渊明所面对的不是楼台殿阁、红灯绿酒，绮罗香译，而是竹林茅舍、农田桑麻、狗吠鸡鸣，在这样的现实土壤上，不可能产生“富艳精工”的艺术品。因此，无论是他自觉的创作意识，还是现实生活的景象，都促成了他的诗歌中那种天然、真淳的艺术风貌。他的诗中不假华丽词藻去修饰，不靠造作虚构去填充，正象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所说的，“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质朴、自然便成了陶渊明隐逸诗被公认的特点。即使是这一特点的构成也是自然而然的，而非有意为之，朱熹说：“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引自吴瞻泰《陶诗汇注》）。这份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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