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以降臣之后，起义领袖和主战派的三重身份处身于腐败软弱的南宋朝廷之中。朝廷对他“呼之即来，麾之即去”，并没有应有的价值肯定。他不断地被主和派排挤陷害，壮志难酬的辛弃疾不能无视生灵涂炭的现实，所以满腔怨愤便难以平舒。在这样的生存处境下，他同样把目光锁定在早他七个世纪的陶渊明身上，他向往那条平和、闲适的隐逸之路，更向往那清高任真的生命境界。辛弃疾存词626首，其中吟咏陶渊明和引用陶诗陶文的有六十余首，几乎占去辛词的百分之十。在辛弃疾现存的百余首诗歌中，涉及陶渊明的也接近十首。仅从这些数字上我们便可以体察到辛弃疾对陶渊明的这份浓得化不开的倾慕之情了。
辛弃疾倾心于陶渊时并没有“临时抱佛脚”之嫌，因为在任职期间他便有咏陶的作品。如《鹧鸪·重九席上作》：“戏马台前秋雁飞，管弦歌舞更旌旗。要知黄菊清高处，不入当年二谢诗。倾白酒，绕东篱，只于陶令有心期。明朝九日浑潇洒，莫使尊前欠一枝”。词中写到的戏马台，在彭城西南（今江苏彭山县），可见这首词不是两湖时所作。又说到“管弦歌舞更旌旗”，只有在职才能树旌旗，显然也不是退居带湖、瓢泉时所作，那么很可能作于任职临安时。可见，辛弃疾对陶渊明的钦佩为时相当早。淳熙八年（1181）任江西安抚使后，他更把这种内心的感受转化为在上饶营建田园的具体行动。并自道“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最高楼》“吾衰矣”），他效仿陶渊明的行动，欣赏陶渊明的生活状态，但是这时的他只是把陶渊明式的生活作为一种暂时的精神自遁的方式。直到淳熙八年的冬天，由于王蔺的弹核，辛弃疾被罢官，得以回到带湖。宦途的坎坷和田园的风景使得他真正地从心灵上与陶渊明靠得更近了，他甚至进接把陶渊明的生活内容拉入自己的视觉场景中：他的山居名为“稼轩”，在田边建“植杖”亭，在山间建“停云”堂，并说：“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洞仙歌》“飞流万壑”），真的过起了陶渊明式的生活。
辛弃疾从42岁到78岁去世前的30多年间，除中间有两年多的时间曾出任福建安抚使外，其余便都是在带湖、瓢泉赋闲家居。于躬耕、纵酒、赏菊、赋诗、游赏山水、与田父共话桑麻等等平凡的生活场景中，全面而真切地实践着陶渊明式的生活历程。当然，就像“一千个人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在辛弃疾心目中的陶渊明决不同于苏轼心中那一个。辛弃疾在词汇中把陶渊明刻划成了一个壮士的形象，陶渊明“少时壮且厉”、“猛志逸四海”的一面被辛弃疾倍加珍视。在一首《水龙吟》中写道：
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白发西风，折腰五斗，不应堪此。问北窗高卧，东篱自醉，应别有，归来意。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侪心事，古今长在，高同流水，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甚东山何事，当时也道为苍生起。
辛弃疾认为陶渊明不是为归隐而归隐，为纵酒而纵酒，乃是别有用意，即为了摆脱现世的丑恶，保持人格的高洁而绝然弃官归田的。所以，辛弃疾极力赞叹陶渊明身上的这种“凛然生气”，而且说他精神不死，这种精神将与山水共存，与日月齐光。他还在《鹧鸪天》中说过“万事纷纷一笑中，渊明把酒对东风，”在《乳燕飞》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在辛弃疾看来陶渊明不但旷达、潇洒，浑身正气，还具有治国安邦的盖世才能。而在我们看来这似乎已经异化成了一个新的审美形象——“辛化”的陶渊明。
辛弃疾在诗歌创作上也深受陶渊明的影响，对其诗歌的喜爱甚至到了“读陶渊明诗不能去手”（《鹧鸪天》词序）的程度，于是乃“细和陶诗”（《婆罗门·用韵别郭逢道》）。不但隐括渊明《停云》诗写过《声声慢》，还隐括《归去来辞》写成《哨遍》，他总不忘把陶诗的题材移植到自己的词作中。可以说，正是因为受陶渊明田园诗的启发，辛弃疾才成为词史上第一个着力描写田园风光的大作家。在对陶诗的审美价值的领悟上，辛弃疾也是独树一帜的：“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他准确地把握住了陶诗清新淡雅，情真意切的美学特质，并力图将这种特点融入自己的创作中。
在南宋偏安的局势下，除辛弃疾外，还有范成大、陆游等一批有志不能获逞的仁人志士，也曾与陶渊明产生过精神上的泯合，在各自的心灵撞击中创作出了一些比较出色的田园诗。
从陶渊明的隐逸道路和隐逸诗对上述几位大作家的影响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共同点：首先，后世的文人往往是在宦途受挫，自我价值难于实现的情况下，想起陶渊明的。这多少有些实用主义的成分，但是却很可以理解。个体的心理期待在受到现世的嘲弄时，必然要找一个让他医治创伤的落脚点，这个落脚点一定不能太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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