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从42岁到78岁去世前的30多年间，除中间有两年多的时间曾出任福建安抚使外，其余便都是在带湖、瓢泉赋闲家居。于躬耕、纵酒、赏菊、赋诗、游赏山水、与田父共话桑麻等等平凡的生活场景中，全面而真切地实践着陶渊明式的生活历程。当然，就像“一千个人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在辛弃疾心目中的陶渊明决不同于苏轼心中那一个。辛弃疾在词汇中把陶渊明刻划成了一个壮士的形象，陶渊明“少时壮且厉”、“猛志逸四海”的一面被辛弃疾倍加珍视。在一首《水龙吟》中写道：

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白发西风，折腰五斗，不应堪此。问北窗高卧，东篱自醉，应别有，归来意。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侪心事，古今长在，高同流水，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甚东山何事，当时也道为苍生起。

辛弃疾认为陶渊明不是为归隐而归隐，为纵酒而纵酒，乃是别有用意，即为了摆脱现世的丑恶，保持人格的高洁而绝然弃官归田的。所以，辛弃疾极力赞叹陶渊明身上的这种“凛然生气”，而且说他精神不死，这种精神将与山水共存，与日月齐光。他还在《鹧鸪天》中说过“万事纷纷一笑中，渊明把酒对东风，”在《乳燕飞》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在辛弃疾看来陶渊明不但旷达、潇洒，浑身正气，还具有治国安邦的盖世才能。而在我们看来这似乎已经异化成了一个新的审美形象——“辛化”的陶渊明。

辛弃疾在诗歌创作上也深受陶渊明的影响，对其诗歌的喜爱甚至到了“读陶渊明诗不能去手”（《鹧鸪天》词序）的程度，于是乃“细和陶诗”（《婆罗门·用韵别郭逢道》）。不但隐括渊明《停云》诗写过《声声慢》，还隐括《归去来辞》写成《哨遍》，他总不忘把陶诗的题材移植到自己的词作中。可以说，正是因为受陶渊明田园诗的启发，辛弃疾才成为词史上第一个着力描写田园风光的大作家。在对陶诗的审美价值的领悟上，辛弃疾也是独树一帜的：“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他准确地把握住了陶诗清新淡雅，情真意切的美学特质，并力图将这种特点融入自己的创作中。

在南宋偏安的局势下，除辛弃疾外，还有范成大、陆游等一批有志不能获逞的仁人志士，也曾与陶渊明产生过精神上的泯合，在各自的心灵撞击中创作出了一些比较出色的田园诗。

从陶渊明的隐逸道路和隐逸诗对上述几位大作家的影响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共同点：首先，后世的文人往往是在宦途受挫，自我价值难于实现的情况下，想起陶渊明的。这多少有些实用主义的成分，但是却很可以理解。个体的心理期待在受到现世的嘲弄时，必然要找一个让他医治创伤的落脚点，这个落脚点一定不能太虚无飘渺，令人可望而不可及。陶渊明的隐逸之路恰好符合这个要求，他给人提供了最真实可行的逃避乱世、洁身自好、保全自我的可能。于是，文人们纷纷在落难时，在徘徊时去追索陶渊明的遁世隐居的脚步，即便这种追索只是精神上的接近，也足以使他们依靠这种暂时的精神逃逸换来少许心灵的自由。其次，后世文人在学习陶渊明诗文的时候，具有明显的指涉目的，尽管他们所处的文化语境各不相同，但是人陶诗中领悟到的却是相似的对各自的生存环境的否定，于是在继承陶诗淡而不枯的艺术风格之外，连同这种否定现世的心态也一并继承下来，融入各自的诗词创作之中，用一种看似平和的形式表达的却是怨愤之情。

看起来，在后世人眼中，陶渊明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命境界的象征，陶诗也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诗，而是对这种隐逸的生活方式和真率自然的生命境界的最好诠释。

总之，唐宋二代是陶渊明的影响为度最强大的时期，以王、孟为首的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便是受到陶渊明其人其诗感召的结果。中晚唐白居易、元稹、韦应物、张籍、王建、柳宗元和皮日休等人的诗歌，有的表达个人对田园隐逸生活的向往，同时还有许多反映农民不幸遭遇的作品，也应当说是受陶渊明的启示，在特定形势下对田园诗的发展。到了宋代前的林逋、梅尧臣、王安石、苏轼，后有范成大、杨万里、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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