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渊明的人品和精神风貌为后世所钦慕

陶渊明的人品和精神风貌在其诗文中得到了比较具体、全面的展现，而且在当时人及后人的传记、评论中也被勾勒得很清晰，所以在文化背景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仍能梳理出其中的脉络。

陶渊明的品格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真率，崇尚自然。萧统的《陶渊明传》即说：陶渊明“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充分肯定了他“真”的个性特点。苏轼也倍加推崇陶渊明这种真率性格：“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苏轼文集》《与李简夫诗集后》）。陶渊明身上的这种“真率”即是他的本然性格的延伸，又是客观环境促成其向“真我”返归的结果。政治斗争中的残酷无情，仕途生活的虚伪、欺诈，以及社会形态的拘限，必然造成人性的不同程度的扭曲。有着率真天性的陶渊明在认识到个体力量的无力的时候，只好转而观照自身的本我面貌，以求不被丑恶的现实异化。所谓“真我”应该是一个自然状态下的“我”，一个不矫揉造作的“我”。对于这种“真”陶渊明是颇为自我欣赏的，他总是自觉地去追寻这种真，保持这种真。他称颂上古人民的“抱朴含真”（《劝农》），要求自己做到“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养真衡茅下”（《辛丑岁七月赴假江陵夜行涂口》），他努力保存这个自然而然的真我。他曾说自己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他所崇尚的自然不只是那充溢着田园景色的自然环境，更是那种自然而然，不受礼法约束，不受世俗干扰的自由的心理境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他，以“自然”为至美的理想，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恼。“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归去来辞序》），只有归田躬耕，隐居遁世才可以逞其“自然”之志。陶渊明不但用哲人的头脑去思索“自然”之旨，而且用平民化的方式把这种哲学思考发展为一种生活境界，一种生命境界。在《五柳先生传》中他自叙这种生活境界：“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惜去留。”《宋书·隐逸传》中也有相似的记载：“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不拘于礼法，而是以尽兴与否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凡事以随性适意为最佳存在状态，这就是陶渊明回归“真我”的生活化的体现。不仅饮酒如此，读书时也是“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创作诗文的目的也被简化到“自娱”、“颇示己志”这一私人层面上。恰好是这种创作上的“私人性”，却更进一步展现了陶渊明的“真率”性格。他的隐逸诗中有初归田园时的真实的兴奋：“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哢欢新节，泠风馀善”（《怀古田舍》）。有唯恐风霜骤至草木凋零的真实的忧虑：“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归园田居》）。还有美酒酿成和享受天伦之乐时的真实的满足：“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和郭主薄》）。在这一系列真实的情感表露的背后，是素面朝天的陶渊明与自然冥合为一的精神境界，这才是最让人钦羡，而又不易学到文化品格。李白在诗中一再说：“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戏赠郑溧阳》），“何日到彭泽，狂歌五柳前”（《寄韦南陵冰》），表达对陶渊明的无限仰慕之情。我们从李白的嗜酒和醉后“长安市上酒家眠”（杜甫《饮中八仙歌》）的行径上也可以看到陶渊明那种真率性格的影响力。杜甫的“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暇日小园散病兼书触目》），应该说也是陶渊明真率性格的一种反应。

陶渊明的另一个令人仰慕的特点就是清高，不慕荣利，“不汲汲于富贵”。朱熹曾经真心地赞赏陶渊明道：“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各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淡，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靖节先生集·诸本评陶汇集》）。真的淡泊名利，鄙弃官爵是中国的古今文人都难以达到的本我境界，陶渊明便是少数几个能与世俗决裂的“真隐”之一。他的“真隐”来自他真实的思想斗争，“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如果功名富贵的得来需要“违己，”需要“以心为形役”的话，那是他所不能忍受的。说他是“真隐”还来自于他骨子里的清高，陶渊明29岁时初次出仕，就曾因不堪吏职，而“少日自解归”。他在诗中追述这次出仕时的感受道：“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于归田里”（《饮酒》之十九）。13年后任彭泽令的他仍旧是这样一副“介然”的姿态，萧统《陶渊明传》记：“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吾岂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陶渊明放弃了仕途，放弃了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志，并不意味他也放弃了对人生价值的探索。相反，正是由于他回归到自然本我状态，才使得他将美德与节操放到了宇宙变化之中去考察它的存在价值。于是他对美与善有了个人的评判标准，“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他所毕生追求的不是富贵荣华，不是功名利禄，而是“道”的胜利，是“节”的留存。

在归隐后的二十余年躬耕生活中，陶渊明息交绝游，“门虽设而常关。”其实，他的“门”只是对志不同者关闭，对为官者关闭。萧统《陶渊明传》中有记载：“江州刺史檀道济往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这分明是“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般的清高与孤傲。而与此相反的是他对邻居乡亲等普通人的毫无芥蒂的交往，“即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庞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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