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陶渊明心中的那种出与处的矛盾是任何朝代的文人都具有的，因为不论文化语境如何变化，但是有些矛盾却是无法消解的。比如现实社会秩序的强大和个体成员力量的渺小之间的矛盾；人的社会历史性与人的自足性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必然会导致文人在出与处之间的内心波动，而陶渊明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几经徘徊之后，最终能够毅然绝然地丢掉官职俸禄，远离官场，完全地回归于人的本然状态，去寻求别样的人生价值。在他的这次生命抉择中，儒、释、道各家的观念被揉合到了一处，唯我是用地从各个角度帮助他完成了对生命取向的思索。如果我们把陶渊明所探索的这条隐逸之路比作是一株树，那么这株树赖以生长的土壤就是先哲们所创造的文化财产。从这一点上看，陶渊明可以算作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了。无怪乎陈寅属先生评论说：“……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引自《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
古来隐者逸士很多，像唐尧、殷周之世，就出现过巢父、许由、伯夷、叔齐那些不事王侯，鄙弃爵位的高尚人士，如《论语》、《庄子》等古书中也不乏记载。而南朝时宋的范晔是历史上第一位为隐士立传的史学家，他在《后汉书》中特别立了“逸民传”。此后，《宋书》的作者梁朝的沈约也单立了“隐逸传”，他们收集了大量的隐逸之士的言行。隐逸之道虽然早已有之，但是隐逸成风却是从秦汉开始的，尤其是秦末、王莽篡政和魏晋之时形成了文人隐居的高峰期。文人隐逸的原国大致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一、在朝代交替、政局动荡之际，为避乱全身而隐。二、在统治者招隐之风盛行时，为做官而隐。三、在方士倍受尊崇时，为求得道长生而隐。四、在社会风气皆务玄虚之时，为附庸风雅标榜自然而隐。可见，无论是出于哪一种原因，隐逸只是作为一种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而存在的。对于陶渊明来说也是如此，只是他的隐居方式和目的与别的隐者逸士有很大不同。陶渊明是自古以来绝少的一个坚决与世俗决裂，自觉地以回归人性本然状态为最高目标，躬耕田园，自食其力的“真隐”。他不以隐逸为封官拜爵的跳板，也不以得道升天为生命的终极目的。他的生活内容与“四体不勤”的文人雅士大不相同，如寄情山水的谢灵运于“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以致临海太守惊骇，“谓为山贼”。而陶渊明却过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老农生活，切身体味着参加劳动的艰辛和愉悦。他与亲友、邻居、农民平等而真诚的相处，同时还可以保有文人的兴趣爱好，享受着诗、酒、琴、书为他带来的愉悦和宁静。这是一条与“治人者食于人”的贵族化隐逸方式迥异的彻底的平民化的隐逸之路。陶渊明找到了一片远离纷乱的政治现实的平和、自由的新天地。在这里，他把自己的自然观转化为艺术化的人生追求，又把这种艺术化的人生追求融入平民化的生活细节之中，使得他的回归田园的生活充满诗意。与此相应，他们诗中的每一个事物，“草屋”、“柴门”、“远风”、“闲雨”、“青松”、“芳菊”……都是对他这种诗意人生的最好诠释。后人在接受他诗化的人生道路时，是怀着一种艳羡、向往的情绪的，因为这种理想中的普通山居生活模式是他们于现实中难以找到的。不是他们找不到这种具体的情境，而是难找陶渊明淡释生命情绪、调和生命矛盾的那种精神境界。总之，陶渊明是以其一生的探索与实践为后人指出了一条艺术化的隐逸之路。
在陶渊明艺术化的隐逸之路的感召下，唐宋时期出现了很多风流清高，追求隐逸生活的人物。新、旧《唐书·隐逸传》中知名的诗人有王绩、贺知章、张志和、陆龟蒙等。《宋史·隐逸传》分成上、中、下三卷，人数较唐代增多。这一时期未入《隐逸传》的人中，有很多在出仕之前或仕途失意之后有过隐居的经历。甚至有人还在当官时便于公退之暇或致仕以后过一把当隐士的瘾。这些人的生活实践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思想情感和题材的基础。如王绩，据辛文房《唐才子传》记载：他“性简傲，好饮酒，能尽五斗，自著《五斗先生传》。弹琴为诗著文，高情胜气独步当时。”他那“纵心以自适”的精神境界，热爱自然，耽琴嗜酒的生活方式，都与陶渊明有着密切的联系。如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