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重视陶渊明的是与他相距百年的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他在辑录陶渊明作品、介绍陶渊明其人两方面都有重要功绩。萧统极力推介陶氏“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的人格魅力。自称酷爱陶诗以至“不能释手”，于是收集整理陶渊明诗文结成《陶渊明集》八卷，被人称道为“编录有体，次第可寻。”虽然此书今已不传，却是陶诗最早的本子。他写的《陶渊明传》却保存至今，尽管其中不乏佚闻传说，但是对陶渊明“任真自得”的本然性情的细致描摹却成为后来修史者为陶征士立传的原始资讯。象梁沈约撰《宋书·隐逸传》中的“陶逸传”就是以萧统所写的传记为依据，再加入陶渊明的作品本文而成的。

总的来看，陶渊明其文、其人在整个东晋和南朝时期名气不高，影响不大。这是为什么呢？沈约在《宋书·隐逸传》中把隐和逸作了一个界定，认为“隐之为言，迹不外见，道不可知之谓也。”这才是“避世避言”的大贤。这种“大贤”“举世莫窥，万物不睹，”是不为世人所知的。以此为标准划分，那么在沈约眼中连洗耳颍滨的许由都不属于这个范畴，因为他终究还是将其“出俗之志”展露于众人面前。而那些“止于全身远害，非必穴处岩栖”的人则均被纳入“凡品”，是“逸而非隐。”所以他在《隐逸传》中只好以科学而公允的态度“虚置贤隐之位”，只记载了显于世的逸者。以这种界定方法我们也许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陶渊明在当时不为世人所知，正说明他是“逸者”中的上品，已经很接近于“贤隐”了。他的不为人知，恰恰是他淡释名利返归“自然”的体现。“不慕荣利”的陶渊明亦以一颗平常心看待“隐逸生活”本身，这才是隐逸的至高境界。

陶渊明在晋宁时期影响不大与当时社会的畸形的文化语境也是分不开的。整个时代的审美价值取向处于一种极度偏颇的状态中难以自拔，前有流得百年的玄言诗以“发言玄远”为上，后有谢灵运的山水诗以“富艳精工”见长。陶渊明诗歌真实、淳朴、自然天成的风格因偏出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审美习惯而被忽视，也是势所必然的。至于后来，他的名气日渐胀大，那是客观的社会景况和文化语境的变化使然，而并非陶渊明本人的主观意愿。

陶渊明之名气始高，影响始大，那是唐宋时期的事。唐宋二代的文人，受到陶渊明影响的，在前面讲到的一些人之外，还有孟浩然、王维、白居易，苏轼、辛弃疾等几位著名作家，他们对于隐逸之士陶渊明的个性人品也倍加尊崇，对于那种遁世隐居的诗化的人生之路的向往，和对陶诗冲淡自然的文学风格的喜爱，在宣传陶渊明其人其诗方面更起了重要作用。

孟浩然的“红颜弃轩冕”的生命志向曾经受到李白的倾慕，《孟浩然集序》的作者王士源也赞扬过孟浩然的“灌蔬艺竹，以全高尚”。其实，孟浩然也像陶渊明一样在出仕与归隐的问题上经历过一段多变、曲折的精神激战。他在《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耆旧》诗中说：“尝读《高士传》，最喜陶征君。目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予复何为者，恓恓徒问津。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归来当炎夏，耕稼不及春。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因声谢同列，吾慕颍阳真。”这是一篇自传式的文字，他坦率地展露出自己内心的矛盾，正是这种与陶渊明相契合的情感冲突，使孟浩然对陶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于是在他的诗中，我们随处可见到陶先生的影子。他自述，“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南阳北阻雪》）“诗礼袭遗训，趋庭沾末躬”（《书怀贻京邑故人》），虽然曾有过“冲天羡鸿鹄”（《田园作》）之志，但是在目睹了世事的艰辛，仕途的坎坷之后，才痛苦地悟到“仕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晚春卧疾寄张八子容》）的现实生存状况。他于是决心归隐园林，找回人的本我状态。学习陶诗中那种寓个人的生命思考于具体的生活情境之中的方式。在《过故人庄》中写道：“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并且声称自己也是过着“甘脆朝不足，箪瓢夕屡空”的贫困生活。从孟浩然在诗中所营造的“话桑麻”、“赏菊花”、“饮酒”、“弹琴”、“作诗”的这一系列生活情境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体察到陶渊明对他在人生道路、个性修养以及诗作风格等方面的全方位的感召。

唐人的隐逸概括起来看有三种情况：（一）以隐求仕，为达到出仕的目的而隐居。即所谓“终南捷径”。（二）以隐避世。因仕途失意为躲避政治风险而归隐。（三）不慕荣利，“性本爱丘山”为保有人的本然生存状态而归隐。当然第三种的没有情感冲撞的真隐在唐宋时代还是为数不多的，因为那毕竟是封建的社会机制如日中天的极盛时期，人性中的社会价值关怀意向在现实中得以膨胀，文人的成就功名事业之心也在不断的强化，所以很少有人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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