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对后人的影响
钟嵘在《诗品》中称陶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也就是说陶渊明是文学史上隐逸诗派的创始人，他以大量的反映田园风物、劳动生活及乡间情趣的作品，感召着后世作者，使他们在各自的创作实践中不断采纳田园题材，以质朴自然的笔锋写出了大量陶渊明式的田园诗。于是，在历代的诸多作家文集中我们都会或多或少地看到描写农村风光记载田园生活和企羡隐逸的诗篇。其中还有一些诗人特以擅写田园山水著称，研究者惯于称他们为田园诗人或田园诗派。
其实，陶渊明作为一个隐逸之士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并不出名。与他同时最赞赏他的要数他的知交颜延之了。在颜延之写的《陶征士诔序》中说：陶渊明，“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绚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殆所谓国爵屏贵，家人忘贫者欤！”勾画出了他耿介的性格和贫穷的躬耕生活境况，这可以说是最直接，最可信的陶氏传记材料。
陶渊明本人在生前也曾把自己的诗“聊命故人书之”，但只是为了自己保存或赠予友人，看来也是适性随意的行为，并没有藏诸名山，传诸后世之意。可是从鲍照的集子里还是可以知道陶诗并非毫无影响。鲍照写有一首《学陶彭泽体》（《鲍氏集》卷四），他认定陶诗可以独成一体。此后的江淹也有“拟陶征君田居”一首（《江文通集》卷四），他也看到了陶诗的题材特点。他们或学习陶渊明的以酒寄意，或效仿陶诗的“种豆南山下”的审美具象，虽然都有矫饰之感，但是毕竟说明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过，在当时对陶诗总的评价并不高，像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并没有提及陶渊明，钟嵘《诗品》中的评语，尽管切中陶诗的精髓：“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可是他也并不看好隐渊明，只把他归入“中品”。另有《世说新语》一书，从内容上看，它专门采集前代遗闻轶事，共涉及人物五、六百名，且在下卷单立有“栖逸”一类。阮籍、嵇康、范宣等十数人都被列入其中，却没有陶渊明。从时代来看，书中所载之事上起西汉，下迄宋初，所记的人物最晚到“言语篇”中的谢灵运，“文学篇”、“识鉴篇”中的傅亮，其辈份都在陶渊明之后。号称“广纳博采”的编者刘义庆（403—444）与陶渊明同时却偏不载陶渊明，足见陶氏在当时名气之小，影响范围之窄了。
真正重视陶渊明的是与他相距百年的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他在辑录陶渊明作品、介绍陶渊明其人两方面都有重要功绩。萧统极力推介陶氏“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的人格魅力。自称酷爱陶诗以至“不能释手”，于是收集整理陶渊明诗文结成《陶渊明集》八卷，被人称道为“编录有体，次第可寻。”虽然此书今已不传，却是陶诗最早的本子。他写的《陶渊明传》却保存至今，尽管其中不乏佚闻传说，但是对陶渊明“任真自得”的本然性情的细致描摹却成为后来修史者为陶征士立传的原始资讯。象梁沈约撰《宋书·隐逸传》中的“陶逸传”就是以萧统所写的传记为依据，再加入陶渊明的作品本文而成的。
总的来看，陶渊明其文、其人在整个东晋和南朝时期名气不高，影响不大。这是为什么呢？沈约在《宋书·隐逸传》中把隐和逸作了一个界定，认为“隐之为言，迹不外见，道不可知之谓也。”这才是“避世避言”的大贤。这种“大贤”“举世莫窥，万物不睹，”是不为世人所知的。以此为标准划分，那么在沈约眼中连洗耳颍滨的许由都不属于这个范畴，因为他终究还是将其“出俗之志”展露于众人面前。而那些“止于全身远害，非必穴处岩栖”的人则均被纳入“凡品”，是“逸而非隐。”所以他在《隐逸传》中只好以科学而公允的态度“虚置贤隐之位”，只记载了显于世的逸者。以这种界定方法我们也许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陶渊明在当时不为世人所知，正说明他是“逸者”中的上品，已经很接近于“贤隐”了。他的不为人知，恰恰是他淡释名利返归“自然”的体现。“不慕荣利”的陶渊明亦以一颗平常心看待“隐逸生活”本身，这才是隐逸的至高境界。
陶渊明在晋宁时期影响不大与当时社会的畸形的文化语境也是分不开的。整个时代的审美价值取向处于一种极度偏颇的状态中难以自拔，前有流得百年的玄言诗以“发言玄远”为上，后有谢灵运的山水诗以“富艳精工”见长。陶渊明诗歌真实、淳朴、自然天成的风格因偏出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审美习惯而被忽视，也是势所必然的。至于后来，他的名气日渐胀大，那是客观的社会景况和文化语境的变化使然，而并非陶渊明本人的主观意愿。
陶渊明之名气始高，影响始大，那是唐宋时期的事。唐宋二代的文人，受到陶渊明影响的，在前面讲到的一些人之外，还有孟浩然、王维、白居易，苏轼、辛弃疾等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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