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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奉诏进京，主修纪志部分，并由他一人完成对全书的总成。在他的主持下，《新唐书》终于完稿。呈交仁宗审阅时，皇上认为一书出自两人之手，体例风格自不能统一，于是命欧阳修详审列传部分，并删革为一体。欧阳修虽受圣命，但他却认为：“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各有不同，岂可强加己意。”于是，一无所易，书成呈皇上审阅。按照当时官修史书的惯例，书前署名只列作者官位高者一人，当时欧阳修乃龙图阁学士，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论政治地位比宋祁高得多，因此御史就主张，《新唐书》只署欧阳修一人姓名。但欧阳修却坚决不同意，他说：“宋公编修列传亦功深者，为日且久，岂可弃之而夺其功也。”在他的力争之下，官修《新唐书》终于在署名问题上打破了惯例，纪志部分署欧阳修姓名，列传部分署宋祁姓名。欧阳修这种不贪人功，不图虚名，胸襟宽坦的精神，使宋祁大为感动，他感叹道：“自古文人多相斥，而欧公则不同矣。”
对于反对派推荐的人，只要有真才实学，欧阳修都极力向朝廷荐贤。庆历初年，张安道与欧阳修同朝为官，但二人政治主张不同。所以对于欧阳修支持庆历新政，张安道曾屡加弹击。仁宗嘉祐初年，张安道调任成都地方官，欧阳修在朝廷作翰林学士。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此时尚是一介布衣，未为人知。他们父子三人从眉州赶到成都，希望得到张安道的赏识任用。张安道表示爱莫能助，请他们去京城找欧阳修，张安道还给欧阳修写了一封引荐信。欧阳修并不因为是张安道所引荐就意气用事，拒而不纳，更不是文人相轻，嫉贤妒能。他看了苏氏父子所著的诗文，如获至宝，大为赞赏，认为他们确是难得的人才。后来他向朝廷推荐，从此，苏氏父子得以闻名。
诚恳谦虚 一丝不苟
欧阳修作为一个著名文学家，他写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中度，超然独鹜，众莫能及”。但他从不自视其高，傲然天下。当时人都说：“欧公文如其人，虽满腹经纶，却从不炫耀自己。”他平时写文作诗时，极其认真，一丝不苟。韩琦曾在相州建造一居室，取名“昼锦堂”，请欧阳修为其写一篇《昼锦堂记》，准备刻在白玉石碑上，欧阳修欣然应允。碑文写好后差人送给了韩琦，其中有“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句子，韩琦看了十分珍赏。过了几天，欧阳修又派人送来一篇碑文，说，“先前写的那篇，有不足之处，可换这一篇。”韩琦再三把读，发现两篇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仕宦”、“富贵”下各添一“而”字。一字之加，文义就不同了，读来更流畅顺口。韩琦对欧阳修这种对文字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非常敬佩。欧阳修在晚年，曾经自编平生所作的诗文，他废寝忘食，费心斟酌，改了又改，用心良苦。他夫人劝道：“你何必这样自找苦吃，难道还怕先生生气吗?”欧阳修笑着说：“不怕先生嗔，却怕后生笑。因为文章是写给人看的，一字一句都应慎重负责啊!”正是这样，欧阳修这种对文学精益求精的精神，使他终于成为我国文坛上的大家。
欧阳修对书法艺术也是精益求精。他还主张“学书为乐”、“学书消日”的养生之道。他坚持单日学草书，双日学楷书，以澄心静虑的艺术活动来度过自己的休息日，以书法的艺术美感来陶冶自己的身心，从而达到健身的目的。他一生非常欣赏“老劲可喜”的《泛爱寿碑》，并在《集古录》中说：“秋暑郁然，览之可以忘倦。”因而艺术欣赏也成了他消暑去疲、宽心养精的精神食粮和养生之法。(石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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