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四五也记载了欧阳修与佛门发生因缘的事是始於宋仁宗庆历五年（一○四五年）游庐山谒祖印禅师居讷，云∶谏议欧阳修为言事所中，诏狱穷诒，左迁滁州。明年，将归庐陵，舟次九江，因托意游庐山，入东林圆通，谒祖印禅师居讷，与之论道。师出入百家，而折衷与佛法。修肃然心服，耸听忘倦，至夜分不能已。默默首肯，平时排佛为之内销，迟回逾旬不忍去。或谓此与退之见大颠正相类。与欧阳修同时代的苏东坡对欧公「斥佛」之名，深表不平，在苏东坡的心目中欧公也是信佛之人。志磐《佛祖统纪》卷四五又云∶「退之（即韩愈）问道於大颠，自云得入处，故鲁直（即黄庭坚）有云∶『退之见大颠後，作文理胜，而排佛亦少沮。』欧阳修见祖印，肃然心服，故东坡有云∶『永叔不喜佛，然其聪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真佛法也。』今人徒知诵前时之抵排，而不能察後来之信服，以故二子终受斥佛之名，其不幸乎？」苏东坡说欧阳修「不喜佛」是假的，「真佛法」乃是正确的，其结论是欧阳修允的。

事实上，欧阳修自己也不否认笃信佛教。据《五灯会元》卷十二载欧阳修请浮山法远禅师因棋说法，并赞叹云∶修初疑禅语为虚诞，今日见此老机缘，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显然，欧阳修对佛法宗旨是如此的钦佩，更加倾心於释氏。

欧阳修到了晚年，则坚定了崇尚佛教的决心，叶梦得《避璁录话》卷上载∶「欧阳文忠公平生诋佛、老，少作《本论》三篇，於二氏盖未尝有别，晚罢政事，守亳将老矣，更罹夏患，遂有超然物外之志。」此时的欧阳修似乎对儒家得一切说教都抛在脑後了，更坚定了他对佛教信仰的态度。《佛祖统纪》卷四五《熙宁五年七月》条下注引吴充所撰欧阳修《行状》云∶欧阳永叔自致仕居颍上，日与沙门游，因自号「六一居士」，名其文曰《居士集》。据吴充所撰《行状》称，「此事得之於公之孙曰恕」。应该说，此时此地的欧阳修成了一位虔诚的佛家弟子，唯一不同的是欧阳修未履出家佛门的手续罢了。

对所谓「居士者」，《佛祖统纪》的作者释志磐作了专门的解读。他说∶「居士者，西竺学佛道之称。永叔见祖印，排佛之心已消，故心会其旨，而能以居士自号。又以名其文集，通道之笃，於兹可见。」在这里志磐的话一半是讲对了，即欧阳修「通道之笃」；一半是讲错了，即「永书见祖印，排佛之心已消」。人们从上述文献中可以清楚知道。欧阳修从少年时代开始，直至登第走上仕途，他从未放弃过对佛教理念的追求。他的大量文献和诗词，虽然充满了儒家思想，但仔细分辨，其中不泛有援佛助儒的内容。这说明了欧阳修斥佛是表相，骨子里头是崇佛。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宋仁宗大力兴佛有关。难怪当时士大夫们都走上佛门之路。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虽然有人说他是《无意创格》，其实在其「偶然性」中实寓有其必然性。而作为诗话体产生及兴盛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的，就是语录体的流行。《六一诗话》以及《归田录》都是「以资闲谈」、「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语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这与禅宗语录记载禅师的言论、行事，其内容在性质上十分接近，在行文笔调上也与语录相当吻合。可以这麽说，欧阳修的《诗话》及笔记《归田录》等，在形式上是受到禅宗语录体的影响。思想支配行动。欧阳修崇信佛教，所以他的著作也打上了佛教的烙印，这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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