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去世之际，欧阳修悲痛欲绝，亲自制作了《范公神道碑》以资纪念。但在欧阳修晚年，因“濮议之争”与范仲淹儿子范纯仁政见不同，争执中产生嫌隙。范纯仁擅自删削了欧阳修视为珍宝的《范公神道碑》，更令欧阳修伤心、气恼之极。从此，两家不再来往。一段热烈而纯正的“世交友谊”，在政治风波中完全被扭曲，就这样黯然寥落、嘎然而止了。

　　范仲淹逝世后，欧阳修对“政治改革”也失去了热情，而将所有的热情都投放到了“文学改革”上。嘉佑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主持进士考试，开始改革文风，对宋初以来靡丽的文风提出批评，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在改革文风中，欧阳修以提拔贤材为己任，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先后奖掖、提拔了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辄等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散文家，即“唐宋八大家”，宋占其六，全部出自欧阳修一门，“天下翕然师尊之”，叫人不能不嫉妒。

　　苏轼兄弟，本是一介布衣，经他的推誉而名动京师。欧阳修非常喜欢苏轼的文章，赞叹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仅凭直觉，他预言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称“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并不忘记自嘲一下，“唉，再过三十年，世人将只注意苏轼而不谈论我咯！”

　　如此胸襟，历经千年，足以令无数“打压后辈的同行长者、相嫉相轻的文人”羞愧不已。

　　奉仁宗赵祯旨意，欧阳修与宋祁一起修写《新唐书》。在编史中，欧阳修也提倡简约朴素的文风。一次，他和两位朋友在街上散步，看到一匹脱缰的奔马踏死了一只狗。他提议，看谁能用最简练的词语将此事记述下来。一朋友道：“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死之”，欧阳修不满意。另一位说：“有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也嫌太罗嗦，哈哈大笑，道：“都像你们这样修史，一万卷也写不完！”两位朋友不服气了，拢袖请教：“那么，欧阳公，请你也说来听听！”欧阳修淡淡道来：“‘逸马杀犬于道’，六字足矣！”

　　按古时惯例，修史时只写上一个职位最高的编者，《新唐书》只需著上“欧阳修”的名字就行了。可是，他认为，宋祁职位虽低于自己，但编书“功深而日久”，自己“岂可掩其名，夺其功？”，坚持把宋祁的名字与自己并列于上，令宋祁十分感动。于是，整整二十四史，也就这一部《新唐书》，有两个著者署名。

　　欧阳修的文章享誉天下，但他十分谦虚，但凡遇到自己不懂的地方，仍然十分客气地向人请教。刘攽只是一个小文人，学问远远不如他，但欧阳修认为刘攽对典制掌故之类很有造诣，就写信请教“入阁起于何年”。据说刘攽接到他的信时，正在与客人喝酒，就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信，没好气地说：“我正忙着呢，明天回信！”

　　送信人告辞离开。但刘攽转而一想：这么好一个炫耀自己的机会，怎好错过！马上将送信人追回，当场回了信，还对着满场宾客，得意洋洋地说：“你们看看，欧九不过尔尔！文章虽然写得好，可惜不甚读书耳！”

　　这话传到苏轼耳朵里，他大笑起来，道：“天哪，连欧阳公都要被讥讽不读书，刘老道，你让我们这些人怎么活呀？”

　　“醉翁”欧阳修退休之后，隐居于颖州西湖之畔，童颜鹤发，像个老顽童，甚至又开起自己的玩笑，说自己是“一老古董”，终日混在“集古一千卷，藏书一尤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中间，岂不正合“六一”？遂另起了个名号“六一居士”，并将自己的词定名为《六一词》。

　　在这里，欧阳修写了十首《采桑子》，开头都是“西湖好”，可见历经大起大落的他，看自然事物仍是那么恬淡美好：

　　例一：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

　　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

　　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

　　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例二：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籍残红。

　　飞絮濛濛，垂柳阑干尽日风。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

　　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

　　例三：

　　“画船载酒西湖好，急管繁弦。

　　玉盏催传，稳泛平波任醉眠。

　　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鲜。

　　俯仰留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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