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政事(副宰相),高弼任枢密副使,主持军事工作,欧阳修、蔡襄为谏官。庆历三年(1043)八月,宋仁宗召集范仲淹、富弼等大臣计议,寻求拯救时局的办法。范仲淹写了著名的《条陈十事》建议采取改革措施,加强对地方官吏的选拔、任用,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军备、减轻徭役等措施。欧阳修力挺范仲淹,同时建议实行“按察法”,均被宋仁宗采纳,颁行全国,号称“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实施触犯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遭到朝廷内外一些人的激烈反对。他们指责范、欧阳等人结成“朋党”。宋仁宗在这些人的蛊惑下,对范和欧阳也产生了怀疑。欧阳修对反对派的进攻,勇敢地拿起手中的笔进行反击,写了著名的《朋党论》。
欧阳修的《朋党论》从文字、结构、逻辑性各方面来说,都是一篇好文章。但最终没有能够挽回新政的失败,新政只实行了一年半就夭折了。
“庆历新政”的夭折,当然与当时京东农民起义被镇压、西夏议和形势暂时缓和有关。似乎天下太平了,改革就又成了不必要的事情,范仲淹重新被调回陕西前线,欧阳修则被派往河东,担任河北都转运使。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遭人诬陷下狱,虽朝廷派人监勘,查明系诬告,但他还是被贬往滁州。
走上政治和文学艺术的高峰
庆历五年,欧阳修被贬安徽滁州太守。滁州位于长江、淮河之间,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地僻事简,欧阳修经常悠游于水光山色之间与民同乐。他在这里写了的《醉翁亭记》语言精练、骈散结合。这时的欧阳修已近40岁,但仍然是那样的单纯、清高、正直、热情、自信。他个人也深爱此篇,曾亲自书写请工勒石,供人拓印传阅。
欧阳修由滁州改守扬州、又知颖州、留守南京,于至和元年(1054)六月受命回京。这时他离开京都已近10年,宋仁宗眼见这位庆历旧臣已近半百,也未免有恻然之叹,乃于次年升迁他为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官正三品。嘉祐二年(1057)时逢大考之年,钦点欧阳修为主考官。
欧阳修担任主考官,力矫时弊,摒斥险怪奇涩、空洞浮华之文,提倡实用时文。对扭转文风,提倡古文产生了极重要的作用。在欧阳修宽厚、热情荐引下,“三苏”、王安石、曾巩等一大批优秀散文作家应时而出。他还曾上书朝廷举荐“包拯、张骧、吕公著、王安石4人并可大用”。他倡导的古文运动得以蓬勃发展,扭转了形式主义的逆流,欧阳修成为当时大家公认的文坛领袖。
“包严欧宽”和《秋声赋》
嘉祐三年(1058)六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时承包拯之后,接任之初,有属官向他建议效法包拯以威严治京师。欧阳修则向他们讲述了自己拟以宽简治京师的想法。他说:“……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废弛,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得到了大家的赞成。欧阳修主政开封府八个月,简易循理,京师亦治。留下了“包严欧宽”的佳话。嘉祐四年(1059)二月,欧阳修改任群牧使,离开开封府。在这期间,他曾请求朝廷罢三元节放灯以减轻百姓负担,万民称颂。
欧阳修从50岁后仕途平坦,一帆风顺。观文殿学士,右谏议大夫,给事中,刑部尚书,嘉祐五年(1060)拜枢密副使,次年参知政事(副宰相)。他一面做官,一面修史(奉诏与宋祁等撰《新唐书》独著《新五代史》《集古录》等)一面不断地请求退隐。嘉祐四年(1059)秋,时充御试进士详定官,一天夜间他在私第窗下闻秋风有感写了一篇《秋声赋》,借肃杀之秋景,抒发其惆怅之心情,由秋风联想到万物之凋零、岁月之易逝,从而感叹世事之艰辛,人生道路之坎坷多难。对于这篇散赋,清金圣叹给以很高的评价:“赋每伤于徘俪,如此又简峭、又精练、又径直、又波折,真是后学作文者之点金神丹也。”吾以为欧阳修正是从这里表现了他从激进渐趋保守的思想历程,并进而产生了退隐致仕的念头。
欧阳修灵柩曾暂厝于开封
宋熙宁三年(1070),神宗意欲任命欧阳修为宰相,修坚辞。次年6月终以太子少师致仕,赴安徽阜阳西湖养病。于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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