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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若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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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见《原诗•内篇下》）真正的艺术家不但要有艺术良知，而且要具备艺术勇气。对于优秀的杂文作家来说更是如此。这是由杂文直接干预现实、参与政治、抨击邪恶的特性所决定的。在这方面，聂绀弩的表现非同一般。
前面已说过，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及其帮闲帮凶的批判，是聂绀弩杂文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曾提醒、告诫自己时时注意“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打击旧世界的统治者”（《天亮了•序》）。可以说这是聂绀弩全部杂文中最有价值、最富生气的部分。这种倾向还直接影响着他对其他问题的涉及：他抨击过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礼教，大都是反动统治者用来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例如，他指出“孝”道的实质，就是要儿女长大后成为“惯于向强权屈膝的柔顺的奴才”，这“于皇帝阔人之流是有利的”（语见《读鲁迅先生的〈二十四孝图〉》）。聂绀弩像鲁迅那样，敢于用自己的笔对付反动当局的手枪，除了在作品中运用大量隐喻、讽喻之外，被他指名道姓抨击的国民党要员就有汪精卫、潘公展、萧毅肃、孙元良、张笃伦，甚至蒋介石。中国原本是“官本位”的国家，权力意味着一切。因之，封建君臣们历来都有像神佛一样的庄严相，处处要金妆彩绘，掉一块皮露出麻布泥胎便是不敬，更何况赤裸裸地点名批判呢？这无疑比泛泛的社会批评要危险、艰难得多。在桂林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机关审查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聂绀弩。重庆的军政当局也把他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他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然而，聂绀弩对此毫无惧色，甚至公开为自己的作品能让“统治者感到我打在他们身上的拳头的分量”而骄傲和自豪，他在《天亮了•序》中说：“这是比批评我的人更公平的批评，是比赞美我的人更切实的赞美，这光荣是属于我的!”从桂林到重庆再到香港，他抨击反动统治者的杂文越写越多（在聂绀弩后期代表作《血书》所收的18篇作品中，这类作品占三分之二以上。），这就实在非有一种伟大的勇敢精神支撑不可。如果说，一般作者能做到这样就已属十分难能可贵的话，那么聂绀弩则更有其非同寻常的地方：聂绀弩原是国民党军官和国民党党员，从1928年起曾兼任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的要职，按说是有所皈依并受到器重的。但他却不因此而“愚忠”，也不像有些身居官场的知识者那样将自己陷入一种渴望人格独立而又有所恐惧的矛盾之中，在心灵深处挑起极不和谐的紧张冲突。他决不放弃批判的权利，并依据内心准则而自由行动，因此便常常遭受“背后的枪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因反对国民党打内战，主张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并亲自到请愿学生中散发反日传单，受到反动当局通缉，从此便彻底脱离了国民党。由此产生的“逆反”情绪无疑加重了他对反动政权的敌意，但这首先离不开他自身所具有的那种“特立独行”的气节和勇敢精神。而支持这种精神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识见，是一个正直的、具有良知的作家所不能推卸的历史责任感。祖国的命运是那么坎坷多难，当权者们是那样昏庸腐败，而国人们又大多像“猪羊”一样地任人宰割、任“监斩官”们“泰然自若”（《怀〈柚子〉》），像母亲拷问自己的儿子一样，聂绀弩不能不作出勇敢的抉择。归根结底，聂绀弩对真理和事业有着绝对属于自己的理解和追求，一旦认准就义无反顾，穷追到底，有的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个人利害的诚心和勇气，甚至“劝以爵禄不肯移，惧以斧钺不肯止”（清•魏禧语）。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土壤上因特殊际遇才产生出的像鲁迅所推崇的极有韧性、绝无媚骨、超凡脱俗的“摩罗”战士一样的优异之士，五四以后除鲁迅、闻一多之外还不多见。
勇气和才气是杂文家不可或缺的一对翅膀。有才无勇固然不可，大彻大悟必须靠大无畏精神来支持，靠“殉道”精神来补充；然而有勇无才也决不是好的杂文家，因为失却后者，其作品只能变得干巴巴，味同嚼蜡，或者只有骨力而缺乏灵气。因而谙熟杂文创作规律的日本作家厨川白村曾指出：“作者这一面，既须很富于诗才学殖，而对于人生的各种现象，又有奇警的锐敏的透察力才对，否则，要做Essayist,到底不成功” （语见《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文集》第3卷。）。聂绀弩无疑属于那种才气横溢、天分极高的作家。有人说他“几乎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不会让人久盼，确是一位七步成章的才子”（语见楼适夷《说绀弩》，《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这固然是基于他的先天素质，当他还在刚刚启蒙读《三字经》的时候，就曾因“对句”的奇特而将授课先生惊得激动不已；但更重要的在于他的后天修养，因为人归根结底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任何先天素质的深化和提高，只能有赖于作家在实践活动中博学、冶炼才能完成，《文心雕龙•体性篇》所说的“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就不但阐明了作家个性的形成包括先天禀赋、气质等因素，更强调了后天的学识、实践的重要性。聂绀弩的文化层次较高，他虽然没有受过非常系统的高等教育，但知识积累却相当丰厚，学贯中西，对新事物、新思潮更是如饥似渴地接受。同时他参过军，从过政，作过编辑，写过诗歌和小说，到过不少国家，见多识广，加之肯动脑筋，勤于思索，这就使他的天资得以充分地发展，有条件成为才华型的杂文作家。聂绀弩在杂文创作中体现出的才气主要有三个方面：敏锐的思维、不拘一格的形式和极富文采的语言。
随便翻开他的一篇作品，都可以感受到思维敏感而又锐利的特点。聂绀弩观察生活、捕捉素材的能力特别强，确有巴尔扎克所要求的“蜗牛般的眼观四方的目力、狗一般的嗅觉、田鼠般的耳朵”。他能够从一些看似平常的事件中，发现甚或预测阶级力量的消长、社会的变化和时代发展的趋向。而尤能体现其杂文敏锐特点的，是在他与论敌论战中善于发现论敌的言行不一、自相矛盾之处展开攻势，从而战胜对手。例如，鲁迅逝世后，向培良多次发表文章攻击鲁迅，说鲁迅“性情狷急，睚眦不忘，又不肯下人”，“琐屑争斗，猜疑自苦，胸襟日益褊狭”。聂绀弩在《鲁迅的褊狭与向培良的大度》一文中，以无数的事例解释了鲁迅的“褊狭”与“不褊狭”之后，写道：和鲁迅对于别人的不“褊狭”相反，向培良对于鲁迅却常常是“褊狭”的，“据我所知，他是像伍子胥鞭打楚平王的尸骸一样鞭打过两次了。我不知道和‘褊狭’对立的，是不是就是大度，也不知道说别人‘褊狭’，是不是因为自己大度，如果是，向培良先生一次两次地鞭尸，莫非倒是大度的真正表现吗？”聂绀弩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有力地回击了向培良对鲁迅的攻击。其他诸如《老子的全集》《伦理三见》《谈杂文》《女权论辨•题记》《颂中国古代的选举》等文与《鲁迅的褊狭与向培良的大度》相比，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正因为聂绀弩具有深邃的思想洞察力和敏锐的眼光，他才能在形形色色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中，发现表层后面掩藏着的矛盾、荒谬、虚伪的东西，例如，“孝道讲得太过，或反为离间恩谊，戕害性情之蟊贼。大舜号泣于旻天，其失也矫；文王为世子，其失也伪，郭巨埋儿，其失也狠；曹娥救父，其失也愚；而一切孝行故事，皆非本有，而为说教者‘创作’，其失也诬”（《诸夏有君论》）。虽系只言片语，却同样洞幽烛微，令人回味无穷。
这种敏锐的思维能力还常常促使他能超凡拔俗，在真理的认同上显示出独立的价值判断意识。例如，“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现代史上较为敏感的话题，他能在对知识者的片面责难声中更多地看到了他们所固有的许多宝贵之处，力抹着被人为地涂在他们身上的种种污垢，并且强调指出：“被奴役被蒙混了几千年的无智大众”，“在把知识夺回以前，在争取自身解放的运动中，正迫切地需要着知识分子的助力”（《关于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他没有盲目地视为洪水猛兽，而是在与封建“皇帝老子”“代表人民选举”的对比中，将其作为鞭挞国民党政府所谓“民主政治”的参照物（《颂中国古代的选举》）。最值得重视的是那篇以“推己及人”的方式写成的《我若为王》，在文中作者没有一般地批判皇权思想，而是说，“我若为王”之后，肯定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没有任何过错，听不到任何反对的声音。然而“我”却翻然醒悟到：“我生活在这些奴才们中间”，“而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奴才的首领”而已。王权和奴才是一对孪生子，后者甚至比前者更可怕，它是王权思想赖以生存的温床。因而作者以满腔悲愤的心情写道：“我将变成一个暴君，或者反而正是明君：我将把我的臣民一齐杀死，连同尊长和师友，不准一个奴种留在人间。我将没有一个臣民，我将不再是奴才们的君主”。作品由对皇权思想的形象化揭示而转入的对奴性的批判，正是从一般作者和读者思考止步的地方、从浅尝辄止者容易满足的地方起步的，因而显得新颖、深邃、不同凡响。
聂绀弩反对将杂文形式固定在一个僵化的模式里，他说：“杂文还没有定型在一种特定的格式里，只要觉得有战斗性，讽刺性，特别是有寓言性便行了。”（语见《关于杂文文体的通信》，《创作》1982年第1期。）在杂文创作中，聂绀弩实现了他自己的这一主张。他的杂文常常根据内容表现的需要和不同时地、不同审美趣味，巧妙地变幻着各种各样的形式，显示出多彩多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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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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