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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师说》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奉为经典。“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脍炙人口的名言几乎家喻户晓，人人耳熟能详。然而，树大招风，名高多谤，批评之声时有所闻；遗憾的是这些批评很少切中肯綮。
有人认为，《师说》是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那么，韩愈在《师说》的创作实践上是怎样作出表率的呢？一般评论家只看到他在形式上摒弃六朝以来不重内容、只讲求声韵、辞藻的骈文，而学习自由活泼、明快练达的先秦两汉散文，殊不知他刻意仿古复古还表现在修辞、用字上——
黄侃述、黄焯编撰的《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中说：“故学古者知其意，则不疑其语矣。《论衡·儒增篇》云：孔子至不能十国，言七十国，增之也。孟尝、信陵、平原、春申好士，不过各千余人，言其三千，增之也。《孟子·万章篇》云：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矣。”这段话的意思是，古人为了突出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喜欢夸饰，我们读古人的文章，只要明白作者要说的意思就行了，不必太过认真地计较字面的意义；否则就会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师说》也用夸饰。“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师道之不复也可知矣”，所表达的是一种深深的感慨：很久以来，学古文、崇儒道的人实在太少了！如果较真起来，这话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师道之不传也久矣”，那么你韩愈的“道”又是谁传给你的？既然李氏子蟠能“好古文”、“能行古道”、“学于余”，又怎么能说“师道”“不复”呢？
在我们看来，“圣”与“愚”是两个极端，“众人”则居于这两极之间。从数量上看，两极是少数，“众人”是大多数，《师说》是写给“众人”看的。这些“众人”都是些平庸的人，因而不妨称之为“庸人”，却不能统称之为“愚”。圣人好学多师，因而“益圣”是不错的，庸人不好学“益愚”则只能相对于圣人而言。庸人好学多师可以去愚成贤近圣，反之则只能一辈子庸庸碌碌。但韩愈觉得这样四平八稳的表达不足以使人警醒，他要激烈些，他要“矫枉过正”，所以，他就拿“圣”“愚”来对举。读这一段文字，我们照样只能“知其意”而“不疑其语”，不能死抠字面。有人不理解这一点，单从字句去理解，说韩愈“非圣则愚”，把除古圣人之外的“众人”都归入于“愚”类，得罪人太广太甚。对于这样的批评，韩愈是不屑置辩的。
由此看来，韩愈写《师说》是以古为师，以诗为文，意气为先，抒情为上，因而《师说》是不能当作一般的议论文来读的。
“受”是个象形字。林义光《文源》云：“受，相授受形，授受二字，古皆作受。”《商君书·定分》：“今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韩愈写《师说》之时，“受”字早已分化出“受”、“授”二字，但他却在《师说》中用“受”代“授”，正是有意复古。“固”是多义词，用作副词也有几个意义，本来、当然是它的常用义之一，但它还有一个罕为人知的表示概率的古义：常，常常，往往。《国语·周语上》：有神降于莘，王问于内史过曰：“是何故？固有之乎？”译为现代汉语就是：这是什么缘故？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形吗？《吕氏春秋·首时》：时固不易得，…故圣人之所贵，唯时也。高诱注：“固，常也。”译作现代汉语就是：好时机往往是很难遇到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中的“固”正是“常”的意思。很多人不查工具书，不知道“固”有“常”义，不知道韩愈好用古字古义，把这里的“固”字理解为本来、当然，说这句话不对，这样的批评是很幼稚的。
人们对《师说》一文的批评还有一点：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不齿”在《辞海》中有两个义项：1、齿，犹录也，《礼·王制》：“屏之远方，终身不齿。”不齿，即不录用；2、尊之不比于众也。《周礼·地官党正》：“一命齿于乡里，再命齿于父族，三命而不齿。”“君子不齿”中的“不齿”是君子羞与挂齿（即不愿提及）的意思。儒家历来把人分成君子、小人，士大夫之族自命为君子，视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为小人。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当然不对，不过在古代却是士族的“共识”。尽管韩愈没有比他同时代的士大夫高明，却也无可厚非。
那么，《师说》一文疵瑕究竟何在呢？
我们不妨先从逻辑的角度分析一下文中的几个概念。
学者：这个概念有大小之别，大小概念之间有属种关系。从大的方面说，一切向别人学习的人，不管是学什么，向谁学，怎样学，都可以叫“学者”；从小的方面说，就是指儒者（士大夫）。“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师说》开篇一句，初看好像是从大的方面说的，那就谁也不能说它错，那些“士大夫之族”也不得不承认；而实际上却是特指“士大夫之族”的。——然而当时的士大夫之族多不愿意从儒师而学，因而也就不以自己为“学者”。
师：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圣人无常师”、“爱其子，择师而教之”、“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这些话看来，“师”的含义是相当广泛的——一切具有特长、技术、学问等等的人，只要是有人愿意向他求教、向他学习的，都可以谓之“师”；但是，从“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看，韩愈所谓的“师”，就只能是像他那样能够传授古文、古道的“儒者之师”了。这样，“师”这个概念前后不一，就违背了同一律。
道：“师”有广义与特指之分，“道”也一样：广义之“道”指的是一切特长、技术、学问等等；特指之“道”指的是古道，即儒家思想。“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好其辞，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这里的“道”就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和理想。“学古道则欲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也。”（《题哀辞后》）。然而《师说》中对“道”的这一内涵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读者只能从对“师道之不存”、“师道之不复”的反复感叹中去揣摩。
师道：“师道”是《师说》的关键词。与“学者”、“师”、“道”三个概念一样，“师道”在《师说》中也是多义的。韩愈所谓的“师”，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教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老师，而是特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说得更明白一点，只能是像他这样精通儒家学说的人。他所谓的“道”，既不是“郯子、苌弘、师襄、老聃”等人的所专之学，也不是“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所长之术，更不是彼童子之师的句读之学，而是儒家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的思想和理想。——然而把“师道”限制在学习儒家思想上，说“圣人无常师”、“术业有专攻”等等就失去了论证的意义。
韩愈是聪明的，又是自相矛盾的。他寓特指于泛指，用广义的“学者”、“师”、“道”、“师道”来立论，使自己的论点有广泛的事实作基础，令人无可辩驳——即他所谓的“师”，是广义的师中之一师；他所谓的“道”，是广义的“道”中之一道。既然是“无长无少，无贵无贱，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那么，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的年龄大小，地位高低，向韩愈学习古文古道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他却不满足于这一点，他要畅舒幽愤，严厉批判“士大夫之族”的“小学而大遗”，他要把“童子之师”和“巫医乐师百工”排斥在“师”之外，结果“师”、“道”“师道”等概念或模糊，或矛盾。——尽管类似的模糊和矛盾在古代的抒情小品中很常见，但作为议论文，模糊和矛盾却是大忌，它在无形中消解了作品的说服力。
再来看看结构。
托古言事、借古立论是古人常用的写作方法，韩愈写《师说》也是借古立论。《师说》开头就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并阐明了从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继而把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不同的从师态度进行对比，批判士大夫之族在从师问题上的门第观念；再以择师教子和自身耻师作对比，以批判士大夫之族的不明智；接着把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以突出士大夫之族“耻师”的不明智；最后援引孔子从师的事例，进一步阐述师生关系。这样，古之圣人的从师态度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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