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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宋肖就将他们的座位调到了第一排。
没想到，几天后的家长会上，校长公开道歉，并且暗示了宋肖这一处罚方法欠妥。
“开完会我就去找他理论，犯错就该惩戒，几十年都是这种方法，为什么现在家长一提意见就都要老师让步。”宋肖告诉记者，只要遇到家长因为孩子挨批而找到学校的问题，校领导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因为害怕出事，家长现在维权意识高，学校要是不道歉，他们就告到区委，甚至告到市委，领导当然都要捂着，所以教师就得让步。”
宋肖说，在这种氛围下，很多年轻班主任已经养成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习惯，很多学生的问题都得过且过，“他们刚来学校，不知道水有多深，往往挨了领导一两次批评后就有了‘分寸’。”
“等我们这拨人退休了，可能就再没这么跟领导较真的班主任了。”宋肖颇有些自嘲，
“班主任不敢批评学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自主教学环境。现在的中小学，虽是教学单位，却有着很强的行政色彩，学校办学要对上级部门负责，并接受各类评估，这就使得学校办学会担心办学业绩因‘家长上访’等事件而被一票否决。所以学校领导遇到相关问题，往往选择无原则地批评班主任，教师的地位非常弱势。”熊丙奇分析道。
宋肖告诉记者，近几年学校出现了家长委员会，而且经常开会向校方反映教师的问题，“那学校有教师委员会吗？”记者问宋肖，“有工会，就是派发福利的，没听说维护权益的。”
“您觉得这个‘批评权’会有效吗？”记者问宋肖。
“说实话，一点没有扬眉吐气的感觉，适当方式，什么叫适当，一旦家长找上门来，不还是领导定吗？”宋肖说。
在一些老师看来，教育部新规较笼统，缺乏操作细则，而基层老师每个人的理解不同，执行起来的实际意义收效不一定明显。
记者还听到这样一个例子:广州某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告诉所有教师，学生都是上帝，如果没有学生，咱们全都下岗。
储朝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83年7月，他从安徽太平出发，开始了长达26年的乡村教育考察之路。储朝晖在和记者的对话中屡次提到了学校管理机制的问题，“教育独立，这是任何教育改革的前提，如果行政色彩太重肯定会挤压教师的权利空间，举一个例子，从前的唱戏班子，戏怎么唱都是戏班主听角儿的，如果换过来，角儿怎么唱戏都要听戏班主的，这不是拆台吗。”
■困境之三
学生成上帝，“独子时代”忽视挫折教育
“目前大城市中小学本地生源的在校生中，95%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教育成为社会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一位教育工作者告诉记者，多数独生子女入学后突出的表现是对学校的各种纪律约束的不适应，有的孩子就会表现出强烈反弹。
记者翻查了中国教师与“批评权”有关的法规，只看到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新《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对违反学校管理制度的学生，学校应当予以批评教育，不得开除。
“现在的学生不好管，根本不像20年前的孩子那样对老师言听计从，老师也不敢管了。”刚刚从兰州一所小学退休的高级教师栾虹，现在在北京女儿家生活，她告诉《青年周末》记者，这主要是独生子女时代下的教育新病。“每个学生都是家里的掌上明珠，被家长宠着，在温室里长大的花草经不起风吹雨打，懒惰和娇嫩的性格自然就养成了。”
在栾虹记忆中，在女儿上小学的时代，家长最爱对老师说的话就是，“老师，孩子不听话你随便收拾，不打不成材。”而现在，家长的声音变成了“老师，请对我们家孩子照顾点儿啊。”
在提倡素质教育和鼓励教育的时代背景下，在家长的溺爱中，老师面对学生，究竟该如何教育就显得错综复杂，莫衷一是了。
■困境之四
没钱没地位，老师被轻视
“在很多城乡结合紧密的地区，很多家长是瞧不起老师的，这种观念很深地影响了孩子的行为。”储朝晖告诉记者，有数据显示，当中国经济与国民收入处于快行道时，基层教师群体的收入往往是恒定的，这就造成了在相当广阔的不发达地区，教师往往干了十几年，工资还没有外出打工挣得多。储朝晖曾经到过一个学校，学校里只有9个老师，都已经50多岁，“因为当地没有人愿意教书，很多人认为只有没本事的才去教书。”
“这二三十年，钱在很多人的心理序列排序中渐渐成为了第一衡量要素，谁有钱就受人尊重，这导致了教师群体的社会地位得不到认可，而这种观念上的变迁一旦施力于孩子，尊师重道的传统伦理就会受到冲击。”储朝晖告诉记者就因为这种观念使然，在很多学校学生伤害教师的样本数量远大于所谓的教师体罚学生，“我告诉你，‘杨不管’的事件发生前，他的那个村小学刚刚发生了一起学生拿刀砍死老师的惨案，老师还敢管吗。”
储朝晖曾经亲眼看到过一些地区在发放“化肥券”的时候会略过当地的教师，他告诉记者有些城镇的教师地位还不如乡警(负责当地治安的临时工)，几乎所有的班主任一个月的补助都还只有十几元钱，沿袭着上个世纪80年代的标准。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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