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
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
“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
出了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
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
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内
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④“体顺而
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
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
力实践的。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
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
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
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
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
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
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
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同
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
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
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
评。
白居易手迹石刻
文学创作 白居易在江州时，曾整理、编集自己的
诗歌作品，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据其
自述，讽谕诗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
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
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
情性者”；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
而形于叹□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
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大体上，前三类是古体诗，最
后一类是近体诗;前三类中大致以内容区分,但也有参互
交错的。在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
闲适诗。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
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
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
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
中包括《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
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
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
《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
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
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
《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
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
《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
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
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
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
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
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
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
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
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
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
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
《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
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
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
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
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
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
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
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
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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