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忧国忧民，他不及杜甫的声泪俱下；论寄情世外，他不及李白的豪气干云。他一直都是带着愁苦，带着恬淡，然后一路平静地走来，此时，也无风雨也无晴。
他5、6岁学作诗，9岁熟悉声韵。
11岁时，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的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比较艰苦。杜甫可以喜极而泣：“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他却只能“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李白可以持酒大呼：“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他却只能“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贞元三年，白居易十六岁，始自江南入京，因一首《赋得古原草赠别》而名声大躁，那个时候，他年轻气盛。
于是，一方面，作为诗人，他不断地记录着天下苍生的贫穷和困苦，像《买花》，像《卖炭翁》。他一次又一次地呐喊着，但呐喊于生人间的滋味却让他一次又一次地心灰意冷。
另一方面，作为臣子，他几次三番地上书言事，可他的折子却先后被驳回。元和十年，他上书请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结果得罪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
写《琵琶行》的时候，他说自己“出官二年，恬然自安”，只是在浔阳江边触景生情，才“始觉有迁谪意”，我却不相信。
以他这样一个敏感的人，对待遭贬这件事哪能说放下就放下呢？他的好友元稹在《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一诗中这样描写他惊闻这个消息的心情：“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白居易从来就不是一个洒脱的人，在《琵琶行》里，他自命“天涯沦落人”，并且不惜笔墨地写了自己在江州的苦闷心境。我想这个时候，他的满腔热情，也逐渐随风而逝了。
但他毕竟不是刘伶，不会终日借酒浇愁，酩酊大醉，他的苦闷和消极，没有化为烈酒，时时涌动于心，而是渐渐地变成了一池的静水，只有风乍起，才能吹皱得水波荡漾。
长庆二年，朝政昏暗，牛李党争激烈，白居易谙尽了朝官的滋味，自求放任至杭州做刺史。这以后他游历了杭州的山光水色，于是有了《钱塘湖春行》，有了《杭州春望》。
白居易的诗，字朴句真，洗尽铅华。传说他每作一首，便问老妪：“解否？”曰：“解。”乃得。早在他生前，便是“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但他并不在意这些。在《与元九书》里，他曾自嘲地说起这样一件事，某军“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而对于长安自江西一路上，“往往有题仆诗者”，“每每有咏仆诗者”他称之为“雕虫之技，不足为多”。他并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的人，只是让他痛心的是，人们只注重他的感伤诗，却对于他的讽喻诗视而不见！
终究，他最放不下的还是天下的黎民百姓。
他晚年曾写过一首《白云泉》，可看作是他最后所追求的一种心境：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
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
我一直都喜欢白居易，无论是他的诗，还是他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