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渭南）王相民
一、政治管理思想
白居易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而且是一位闪耀着民主思想的卓越的政治家。他的一生都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努力奋斗着。
白居易出身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地主家庭，早年又饱经战乱之苦，“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于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 使他经常与劳动人民一样处于悲惨的命运之中经历着政治腐败所带来的痛苦。儒家文化的熏陶，使他树立起“兼济天下”的壮志，较多地克服了剥削阶级的陕隘视野，能站在比较公平公正的立场上，代表着社会上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心声，发表自己的政治管理见解。
他从“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初唐以来所沿用的科举制度，是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仕进的唯一通道，白居易用了大约十三四年的准备，“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终于“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与元九书》）清流出身的官吏，由于其经济地位处于社会的中间阶层，其政治态度也自然地容易代表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凭着自己的知识、人格和政治谋略在朝堂求得一席之地。他们一般与贵族是敌对的，不愿依附于贵族以丧失人格，又要处处为皇上着想，还要照顾社会上大多数的中小地主阶级以至平民的利益说话处事，因之他们常常能代表社会公平与正义，能得到明智皇帝的信赖和支持。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天之治之所以强盛，正是大量地擢拔和重用了一批文儒，因此社会充满生机。随着这些文儒在贵族势力的排挤下倒台，国家便也不能长治久安了。白居易说自己“得名于文章，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们只是皇帝棋盘上的一个卒子。
白居易与元稹初出仕时都非常积极，想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才能来参与国家的管理大事。可是“沉沉朱门宅，中有乳臭儿”，“手不把书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袭封爵，门承勋戚资”，“声色狗马外，其余一无知”（《悲哉行》）的贵族特权阶级，是不肯轻而易举地把权力拱手交与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儒们只能打出“举贤授能”的开明旗号来与之抗争，为自己求得一个为皇帝献身的机会。大地主贵族与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尖锐对立的，中小地主阶级比较接近劳动人民，因之他们的言行往往代表劳动人民的情绪，希望能在政治上代表公理与正义。白居易说：“居易，鄙人也。上无朝廷附丽之援，次无乡曲吹嘘之誉，然则孰为而来哉？盖所仗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
白居易渴望跻身于统治阶级上层一展才抱，渴望建立一个文景之治或贞观之治的理想社会，这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总括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仍然是“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是希望统治阶级要确定正确的政治纲领，“以天下心为心”，“酌人言、察人情而后为政”；要关心人民疾苦，顾及人民的利益，不要贪图享受，一意孤行；要建立 一个至善的社会。白居易一生都在孜孜奉行这一宗旨，他“忘身命，沥肝胆”地向皇帝建议，他“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与周围的邪恶势力进行斗争，他不遗余力地宣传和实践他的政治主张。
唐代自从安史之乱以后，社会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是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国力虚弱，其次是政治失范，加之蕃镇的割据、外族的入侵、大地主的土地兼并，一系列灾难性的危机，使人民陷入了悲惨的境界。
蕃镇割据是造成中唐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国力削弱，边患衅起，所以不得不依靠蕃镇的力量来抵御外族入侵。藩镇却借机坐大，气焰嚣张，经常不听朝廷命令，向中央叫板，互相之间还经常展开攻伐，所有的战争负担最后都加在老百姓的头上。
战争负担进重必然引发赋税制度破坏。本来长达十年的安史之乱就使人口锐减，从宜阳到成皋，五百里的沿途，数不上一千户人家。唐德宗时，为了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和官僚的用度，便接受了杨炎的建议，用“两税法”代替了初唐时定下来的“租庸调”制度。“两税法”说起来很简单，把每户每年应缴的粮（租），应出的劳（庸）和应供给军队的布帛实物（调），统统折算成钱，分夏秋两季缴清，国家拿着这些钱统一就便采购。这个思想是不错的，可以省去许多中转环节，也暂时解决了国家的收支矛盾。但运行几年就出了大问题。首先物价不是固定的，折算时肯定有虚浮的部分。而且每当缴税的时候，农产品价格又暴跌，老百姓实际付出的实物比过去多了几倍。这里有官吏收税时的任意杀价，商人乘机操纵市场，使物贱钱贵，坑害百姓。白居易对此表示怀疑和不满，他说：“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夏秋税，岁岁输铜钱？”（《赠友五首》）为什么不收取老百姓的实物地租？再加上各地政令不一，地方官吏随意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中饱私囊，人民开始迁徙流亡。豪门贵族的腐化与老百姓的流离失业向来是一对共生的社会现象，有一个挥霍奢侈的富人，就有五百个受苦难的穷人，整个社会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 [1] [2] [3] [4] [5] [6]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