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饵，不若和之以亲；和之以亲，不若备之有素，斯皆前代已验之事。”所以他建议朝廷采取比较明智、比较妥善的民族政策，长期备战，不轻启边衅。“不以士马强而才力盛，恃之而务战争；不以亭障静而烟尘销，轻之而去守备。但且防其侵轶，遏其虔刘，去而勿追，来面勿纵而已。”（《策林》四十八）这些思想，在唐代乃至到宋代，都是有指导意义的安边思想，是正确而实际的政治管理思想，它是完全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也是崇高的人道主义的体现。是当时封建社会中比较明智的先进的政治思想。
白居易作为中国古代一个文儒派的知识分子，他的政治思想是相当先进的，他的伟大在于他能冲破本阶级的局限，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上，为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筹划和决策，体现了天下为公的精神，他的政治理想和他的诗歌一样，都是我们民族的优秀的文化遗产。
二、经济管理思想
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又是一个以致君济人为己任的封建官吏，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安史之乱结束，唐王朝三大矛盾（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继续深入扩大，永贞革新、甘露之变接连失败，全国性的政治危机正在酝酿形成的时期，“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诗）正是当时危机形势的写照。白居易抱着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抱负，“欲以生平所贮，仰酬恩造”，为诗为文，匡时救世，“为君、为臣、为民、为事”，大胆地揭露政治的黑暗、官僚的腐败和民生的疾苦，积极地宣扬他的政治观点和经济见解。他以诗言政教，提倡救失之道，《重赋》和《赠友》批评两税法执行中的弊端，《重赋》中说：“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劂初防其淫，明地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搜刮）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就是一篇变相的谏草，诗化的启奏。《赠友》中的首批评国家收夏秋两税时，不收实物光收钱是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刀日已重，农力日已惮，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批评安史乱时国家加税，但战后却不减税的错误，就是讽谕性的谏诤了。
还有如：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征暴敛求考课，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卖炭翁》）“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如。”（《盐商妇》）都是作者以诗的形式从各个方面反映并批评中唐时期的经济混乱状况。与诗相表里的是他的政治论文《策林》七十五首以及《为人上宰相书》，前者是他为了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事”的结晶，后者是七十五首的思想总纲，内容涉及较广，其中的经济思想，在今天仍有其借鉴的意义，试概括如下：
（一）、承认人欲，顺应而理之
中唐时期藩镇割据，“百里不同禁，四时自为政”（《赠友》），土地荒芜，经济萧条，“人多游心，地有遗力；守本业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荡而忘归。”（《策林》十九）宦官专权，朋党争斗，李唐政权存在严重危机。如何改变被动局面，重振朝纲，白居易提出皇帝要效法三皇五帝，“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
天下人心想什么？老百姓欲望是什么？白居易首先从经济的角度进行考虑，认为第一个层次就是要实现自己的经济要求。白居易说，当官的有经济上要求，“衣食关于家，冻馁切于身，虽严父慈母不能制其子，况君长能检其臣吏乎？巢由夷齐不能固其节，况凡人能守其清白乎”。老百姓也一样，更是“人之蚩蚩，趋利者甚矣！苟利之所在，虽水火蹈焉，虽白刃冒焉。”（《策林》三十七）之所以要“舍本业，趋末作”，并不是人们不喜欢农业而喜欢经商，而是为了“去无利而就有利。”如果从事农业生产有利，人们就会争先恐后地去从事农业活动。“故农桑苟有利也，虽日禁之，人亦归矣，而况于劝之乎？游惰苟无利也，虽日劝之，亦不为矣，而况于禁之乎？”（《策林》十九）利是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力，也是人们行为的标的。对于官吏来说也是如此，“若利出于慎默。则慎默之风大起，若利出于谠直，则谠直之风大得。”君主只能通过使前者无利后者有利的办法来发扬谠直的作风，只有通过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政策措施，才能使人们在趋农桑与趋工商各方面达到均衡。
小人有小人的利，大人有大人的利。白居易说，圣人也有自己的利益观念，“圣人非不好利也，利在于利万人，非不好富也，富在于富天下。”（《策林》二十二）他所说的“利万人”，就是社会上的士、农、工、商（四民）都有利，使“四人之利咸遂。”（《策林·平百货之价》）。他所说的富天下就是各行业均富，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手段调节各行业之间的利益，使之均衡发展，使布帛、粮食、物资、货币始终处在一种平衡的价格层次上。
白居易承认人欲、强调利益均衡的思想反映了他对社会各行业平衡发展的重视，主张用利益调节的原则来治国，这是符合经济社会的价值规律的。
（二）、调节好上民之利 使之均衡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一切社会事业的基础，这是一条普遍真理，或者说这是各个社会共同的一般规律。人们只有在吃饱穿暖之后，行有余力才能够办别的事情，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以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发展都要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
传统的重农抑商观点固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在农业社会不失为一种基本国策，各朝代在尺度把握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基本精神不可改变。即使现在，稳妥的提法仍然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可见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农工商利益的互补性。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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