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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
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
退居洛阳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829),至会昌六
年(846)。白居易从58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
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
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
和“栖心释氏”的生活。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
称“刘白”。他在舒适的晚年仍然时常想到人民。73岁
时,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
终。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见彩图河南洛阳白居易墓)。
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今已辟为游览胜地。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
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
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
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他的“独善”
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
脱”思想。《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
解脱门。”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当他受皇帝
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
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
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
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
要表现个人感受。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
白居易诗《溪村》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六
言唐诗画谱》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
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
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
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
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
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
（《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
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
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
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
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
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
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
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
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
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
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
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
刺作用。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美刺”
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
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
“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
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
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
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
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
“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
出了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
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
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内
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④“体顺而
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
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
力实践的。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
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
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
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
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
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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