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衰微，时局混乱，集权制度的约束力减弱，士大夫离心日重，一切的所谓礼法都成了抨击对象，其中“竹林七贤”对集权制度的抨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认为“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阮籍《大人先生传》）他们对君臣之礼与圣人之礼都作了激烈的讥讽，这种思想与庄子的“窃国者诸侯”何其相似乃尔！“竹林七贤”作为当时思想界领袖，其破坏力是巨大的，司马氏政权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采取怀柔政策，对山涛、王戎等“七贤”中人待之以高位，并屡次招纳嵇康。但是嵇康终究还是不与司马氏合作，而是毅然与山涛绝交，这种分庭抗礼最终以嵇康的就戮结束。[4]与嵇康相善的向秀闻到了这种血腥味，自屈于司马氏门下，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但是有时候想到嵇康，还不时有黍离之悲。[5]被迫入仕的阮籍在嵇康被害之后则时常驾车出游，途穷恸哭而返，并且感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最终他郁闷而死。而此时的山涛虽然官阶日进，但也经常上表辞职，未获准，于是过起了一种“吏非吏，隐非隐”（《晋书·孙绰传》说山涛语）的生活。东方朔的“避世于朝廷之间”在这里真正显示出了其深远的意义。
如果说东方朔的大隐金马门带着“时不我遇”的苦闷，山涛、阮籍等人的吏隐还带着被迫在强权下讨生存的意味，那么到了初盛唐，科举制度趋于完善，入仕渠道广为加宽，宽容而强大的皇权对隐士持优容扶掖态度，归隐甚至成为入仕的“终南捷径”，这些因素的结合使得隐逸成为士大夫人仕的准备和补充。士人们固然不齿卢藏用“终南捷径”所为，但是他们还是从容出入廊庙与山林，一方面身居朝堂，另一方面又雅尚林泉，而人不以为诟病。[6]此中最从容的当数王维，他身居官场，心在佛禅，世间的争斗使他意志消磨，在“亦官亦隐”中寻求生存，优游终身。
从东方朔到山涛到王维，士大夫相对独立的要求与集权制度终于达到了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二）中唐的思想融合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整个封建社会秩序直转而下，它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动乱导致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体系大为改变，体现到意识形态领域，则是原先雍容大度的唐文化向谨慎的宋代文化转化嬗变。由此，鼓乐齐鸣的盛世之音转而进入变奏期，这个变奏期长达数百年，直到理学确立起统治地位。
安史之乱深刻的教训使得集权制度日益走向独裁专制，集权制度与士大夫阶层相对独立地位在初盛唐时建立的和谐统一平衡关系已经烟消云散，恩断情绝。于是，在如此深刻的危机之中，一部分清醒理性的士大夫对人生与社会重新审视，萌生了一种试图挣脱传统框架束缚的意识。然而，强势的文化传统在士大夫头脑中构筑了一道防守的篱笆，使得他们又囿于传统的根深叶貌不能自拔。这种向传统回复的集体无意识形成一种惰性力，一方面使得士大夫想回到传统中去寻找新的治世良方和人生理想，另一方面又使士大夫在吸取外来文化的时候不自觉地把外来文化纳入传统文化体系来进行审视取舍。具体到中唐来说，老庄作为道家的始祖又被抬了出来，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却很中国化地以“禅”的面目遍地开花，儒家在庄禅的扶持之下也渐渐脸色红润了起来。
道家文化在唐朝已经世俗化为道教了，而道教在李唐王朝得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于是便有方士故弄玄虚，宣扬长生不老之术。这股社会风潮也使白居易怦然心动。被贬江州时，白居易在庐山草堂与炼丹师郭虚舟烧丹，垂成而败。但直至晚年，白居易仍对炼丹颇有兴趣，有诗名为《烧丹不成命酒独酌》；可见丹药始终未炼成，服食成仙之说也始终未曾确信。他有许多朋友都酷信道教，有的甚至服食了所谓的丹药，但是却并未见有任何长生征兆，倒是“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思旧》）他在《海漫漫》一诗中更直截了当地批判了道教神话的虚妄，说自古以来，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