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赞善大夫任上写的另一首诗《赠杓直》更透露了他“习禅”的消息:
世路重禄位，恓恓者孔丘。人情爱年寿，夭死者颜渊。二人如何人，不耐命与天。我今信多幸，抚己愧前贤。已年四十四，又为五品官。况此知足外，别有所安焉。早年以身代，直赴逍遥篇。近岁将心地，回向南宗禅。外顺世间法，内脱区中缘。进不厌朝市，退不恋人寰。自吾得此心，投足无不安。体非道引适，意无江湖闲。有兴或饮酒，无事多掩关，寂静夜深坐，安稳日高眠。秋不苦长夜，春不惜流年。
这首诗首先把自己的显达与孔子颜回作了对比，认为自己在仕途上已经知足了，在此基础上，他转而追求自身安适。且看他是如何达到安适的：他放弃了翰林学士时期在庙堂和江湖（松斋）之间的游走，而是采取了“进不厌朝市，退不恋人寰”的决断态度，从而放弃了初盛唐的隐逸方式；他又“意无江湖闲”，放弃了做个“归去卧云人”的打算。他认为，进则弃山林，住市朝，而不必悠游林泉也能够“体适意闲”安稳自足。那么怎样才能达到此种自适呢？在同一时期白居易还作有《自诲》一诗，其中有“饥而食，渴而饮，昼而兴，夜而寝。无浪喜，无妄忧，病则卧，死则休”的句子，这种态度与禅宗的“平常心是道”多么契合。这种无为任性的方式使白居易轻易地走出了山林隐居的传统，而在尘世中找到了自性满足的方式。
如果说这是他“中隐”理论的滥觞，那么经历了之后江州左迁等一系列升降沉浮，目睹了党争中的阴谋倾轧和“甘露之变”的血腥之后，白居易权衡了利弊，终于在刑部侍郎任上“乞官分司”，“得太子宾客”而居于东都洛阳，走上了他的“中隐”之路。此后十七年,他基本上以分司和致仕官的身份定居洛阳。
他的“中隐”理论主要在他定居洛阳之初写的《中隐》一诗当中：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东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如果说《赠杓直》一诗中白居易还颇以自己的仕途得意为乐，那么，经历了人生的忧患之后的白居易在《中隐》一诗中却全然摈弃了仕途的进取，而津津乐道于“不劳心与力”、“终岁无公事”的逍遥。
从他的“归去卧云人”到“夜直入君门，晚归卧吾庐”再到“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期间的变化轨迹让我们看到白居易在经历了人生的忧患之后已然对小隐和大隐作了舍弃。朝廷党争的日趋白热化让他认识到“朝市太嚣喧”、“贵则多忧患”，另一方面，他认为小隐也太不现实：“丘樊太冷落”、“贱即苦冻馁”。于是，他选择了“隐在留司官”，过一种“非忙非闲、非贵非贱”的生活。
这种非贵非贱的心态与他仕途平坦任翰林学士时的“非老非少、非贱非贵、非智非愚”（《松斋自题》）多么相似。不同的只是为翰林时他选择的时“夜直入君门，晚归卧吾庐”的大隐生活，而忧患之后他却选择了“隐在留司官”的中隐。何以在同样“非贵非贱”的心态之下会有如此不同的生活方式呢？一个字，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