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在白居易的诗歌中，大凡言及老庄处，多有禅经佛意相伴随。如“身著居士衣，手把南华篇”（《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行禅与坐忘，同归无异路”（《睡起晏坐》），“身委《逍遥》篇，心付头陀经”（《和答诗十首》）等等。很显然，外来的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道家文化在传统文化危怠之际饮了交杯酒，产下了一个杂交儿——庄禅。这种融合可上溯到菩提达摩，作为禅宗的滥觞，他的四行“很可以解作一种中国道家式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抱怨行近于安命，随缘行近于乐天，无所求行近于无为自然，称法行近于无身无我”。[7]佛教一开始进入中国就开始了与道家的合流。虽然在根本观念上，老庄与禅是有原则区别的，例如老庄的“无”是本体，是绝对的无，而禅的“无”则是超越有无的“空”，但是，这种内在的根本差别在外在形式的统一的假象之下越来越模糊，因为佛教要在强势的中国文化面前立足，就极力想寻找出它与传统道家文化的契合点，而这种字面形式上的类似（如无和空）恰是这样一种契机。佛道融合到了中唐的马祖道一彻底显现了出来。马祖道一倡导“见性成佛”、“平常心是道”的观念，认为人本身就有佛性，人的本心都是清净的，只是这种佛性受世间业障污染而不得显于外，要想修得真如佛性，只需“直指本心”，只需平常心，而人的行住坐卧、穿衣吃饭、扬眉瞬目等一切人生营为作用处都是道，都是“见性”，都能成佛。这种观念在潜意识里力图消弭佛教与道家在根本观念上的差别，“把庄子的精神实体‘道’借用来说明佛性、真如、法界的本质，并把平常心的任运看成是与道契合的唯一途径”[8]，从而使佛教在观念和生活方式上与老庄自然无为的观念不谋而合。于是，佛教中国化了，吸收了道家思想的精髓，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禅宗，一时显赫。南宗禅在中唐的胜利，“使它终于完成了禅思想的中国化历程，把般若之空与老庄之无融合贯通为一种自然人生的最高境界，进入了中国中古士大夫的生活”。[9]
佛教在马祖手下成了中国化的禅的同时，它又逐渐向儒家文化靠拢。在最初的选择（即出世入世的终极目标）上，作为第一步，中国佛教选择了普渡众生、自利利他的大乘，基本摒弃了以苦行自救为重点的小乘。[10]发展到了禅宗（吸收了道家精髓）以后，这种融合迅速了起来。中唐时期盛行的禅宗的“见性成佛”、“平常心是道”的观念（人皆有佛性，本心清净，只要直指本心，平常营为即可成道成佛。）与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人皆可为尧舜”、“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何其相近（差别仅在于禅以佛道为终点，孟子以天道为极至），“知性”、“见性”，“存真心”、“平常心”，这些方式是何其相似。
（三）白居易的困惑
处在中唐的白居易，在第一时间里便很清醒理性地认识到了士大夫与集权专制之间的危机。他在入仕之初即写有《寄隐者》：
卖药向都城，行憩青门树。道逢驰驿者，色有非常惧。亲族走相送，欲别不敢往。私怪问道旁，何人复何故？云是右丞相，当国握枢务。禄厚食万钱，恩深日三顾。昨日延英对，今日崖州去。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青青东郊草，中有归山路。归去卧云人，谋事计非误。（延英即唐大明宫延英殿——作者注）
“宠辱在朝暮”，这深刻地说明了中唐专制的日益盛行和士大夫的莫测命运。也许前一天身在禁中，而第二天便已远窜蛮荒。于是，他回望历史：“马迁下蚕室，嵇康就囹圄。当彼戮如时，奋飞无翅羽。”（《读史》）、“秦磨利刃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郦其。”（《詠史》）司马迁和嵇康的遭遇令他十分同情，而曾为功臣的李斯、郦其的遭遇更使他震惊。接着他发现：“商山有黄绮，颖川有巢许。何不从之游，超然离网罟。”（《读史》）“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詠史》）。在一林泉一黄泉的对比之下，他得出了祸福难知的结论，深刻认识到了中央集权专制下士大夫莫测的命运。李商隐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在给白居易做的墓志铭里他解释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说：“君有三辅，臣有田亩。臣衰君强，谢不堪守。”[11]
这种祸福难知的观点主要是针对中央集权专制下士大夫的命运的，但是随即，白居易对士大夫的人格价值提出了疑惑：
世路重禄位，恓恓者孔丘。人情爱年寿，夭死者颜渊。二人如何人，不耐命与天。（《赠杓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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