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开到赣东临川一带，当地的反动官吏和土劣以为“救星”来了，他们杀猪宰羊，大摆筵席。革命群众也曾一度对我们发生误解。朱德同志坚决执行了阶级斗争的原则和援助农民斗争的方针，首先就给了地主土匪武装以坚决打击，又派出干部去指导农民斗争的开展。仅一个多月的时间，真正的匪患平息了，农民得到支持和指导，农民运动更加发展起来。在部队奉调回南昌的时候，朱德同志又派了教育团一名党部于事担任临川县长，留下一名党代表担任农协自卫军大队长，一名副官主任担任临川县公安局长，还留了些学员在农村工作，安排停当后才返回南昌。这一革命行动，不仅支援了农民斗争，也给了学员以实际斗争的锻炼，从而使教育团更走向革命化。
6月间，情况更紧急了，并且传来反动当局策划解散军官教育团的消息。朱德同志便迅速结束了教育团，将一、二营学员毕业，三营有四百余人留团继续学习。一、二营除少数回原单位外，绝大部分都由朱德同志主持，作了有计划的分散。他们被分派到赣江流域和鄱阳湖周围的各县和南浔铁路线上，作工会、农协工作，或担任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干部。
南昌起义前后
1927年 6月以来，南昌市的反动力量，活动日渐加剧，尤以 AB团的活动最为猖獗。他们已经控制国民党所有军政机关及一些群众团体，制造白色恐怖。每晚戒严时间提早，街上岗哨增多了；国民党党校学生和卫戍司令部的侦察队横加盘查行人，卫戍司令部的巡查大队从早到晚到处抓人。许多革命同志和进步青年被捕了；路上行人突然会被抓走，连住宿旅馆、出入城门、上下码头，也遭受严密盘查，稍有可疑即遭逮捕。受军官教育团影响的第三军炮兵团因被怀疑而调出城外，其中一些人已受到监视。军官教育团党代表魏瑾钧等也被捕了。幸好军法处有我们的人，被捕的党员才未被害，都释放了。有的同志被捕后斗志仍坚，释放后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但有的人，如魏瑾钧等，因经受不住失败的考验，虽获释放，却意志消沉，妥协投降了。
教育团中，某些反动的国民党教职员和个别学员，也在公开叫嚣“分共”。朱德同志以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坚持反对“分共”活动，领导着全体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与这些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尖锐的斗争，结果争取了中间分子，孤立了右派分子，打击了反动分子，平息了这一风潮，大大鼓舞了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保护住了这一部分革命力量。
敌人看看从内部搞不成，就由反动军阀朱培德以“礼送共产党人出境”的名义，将朱德同志驱逐出南昌。于是朱德同志在6月下旬被迫暂时离开南昌。但二十多天后，朱德同志在党的指示下，于7月21日又秘密返回南昌，利用滇军中老部下老关系的掩护，进行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数日后，负责筹划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同志到达了，他就住在朱德同志寓所--花园角四号。俟后，刘伯承、恽代英、彭湃、林伯渠、吴玉章、聂荣臻、徐特立等同志也陆续到达。这时，贺龙、叶挺同志率领的二十军、十一军也都来到南昌。周恩来同志便与朱德等同志秘密联系，紧张地展开活动，于是教育团又成为南昌起义的基地和重要力量之一。
原来教育团的枪支就不多，一、二营平均每两个人有一支枪，三营每连只有十支左右，且种类复杂。但是枪支都掌握在共产党员、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手里，一、二营学员分配工作后，又加强了留团人员的枪支配备。
起义的前几天，团里紧张起来。根据朱德同志的指示，连续打了两次野外，熟悉了南昌市的主要街道，察看了南昌市周围的地形、地物及其通道，在行动中利用地形地物很认真，执行命令很坚决。晚上连着进行了几次夜间紧急集合，传口令、识别记号等动作，都能做到迅速、肃静。但当时，大家并不知要举行起义。直到7月31日晚，才突然宣布起义密令，发来普通口令与特别口令，联系信号及识别记号。由于教育团兵力单薄，武器较差，子弹缺乏，分配的战斗任务是：一面监视进贤门方面的情况，一面监视小花园敌军的一个团；这个团由另外的起义的部队负责解决，我们团作预备队。
临近起义时，朱德同志一直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