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朱培德还不敢得罪武汉政府，王均也装聋作哑，作狡猾的骑墙派。我们在朱德同志的领导下，抓住他们这一矛盾，当即行动起来，展开校外活动。选出了八十人组成临时宣传队，训练了宣传人员，分四人为一组，于星期日、节假日分头向群众进行宣传。我被指派为组长，在百花洲的观鳌亭附近向群众宣传。我们的讲话，大大激发了他们对反革命的仇恨情绪。
差不多与此同时，为了反击反动派，团内一部分学员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动，领导着一部分工人纠察队等群众武装，收缴了驻牛行车站的蒋介石的宪兵团留守处的枪支，连该团副团长关麟征以下全部人员也被抓起来了。
“马日事变”后，教育团出发去赣东，小部分留守学员的校外活动，更达到了高潮。我们依照朱德同志历次教导的精神，明确提出了“反对蒋介石独裁”、“推翻南京政府”、“打倒蒋介石”等口号。南昌反动当局开始加紧了对革命的迫害，AB团的活动更加猖狂，斗争更为尖锐。记得在五月底的一个星期天，我们组来到孺子亭前，见亭中喝茶的人很多，我们就展开宣传活动。正讲着，突然有三个歹徒，拿起桌上的茶碗向我们打来，把我的头皮擦破了，场里顿时骚动起来，但我们事前已作了准备，又有在场的工人、学生协助，当即把骚乱平息，把目标转向了这些坏分子。群众愤怒地高喊“捉拿反革命分子！”当场抓获一个AB团分子。
为了对付反革命的破坏，我们加强了对策。如广泛地与地方各学校联系，与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联系，甚至与相邻的第三军炮兵团中某些较觉悟的士兵也秘密建立了联系。南昌市的警察与保安人员、消防队员，因朱德同志兼任公安局长，对他们进行过很多革命教育，他们也多站在我们这一边，这样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打击反动分子的气焰。这种活动，直到7月初反动的卫戍司令部派出纠察队，公开阻止革命活动和敌人大肆捕杀革命者时，才转入文字宣传（写标语、传单），进入半秘密的活动。
国内的政治形势自然反映到校内来。在展开校外政治活动的同时，教育团内部也经常展开两种思想的斗争。如对形势问题、农民问题、劳工问题、政权问题、军队问题、武装工农问题、现阶段革命领导权问题、革命与反革命问题等，常常依不同的看法分为几派，在教职员、学员的小组讨论会上，展开激烈的论战。朱德同志常常参加我们的争论，引导我们，并帮助我们作结论。在这急剧发展的形势下，及时解决这些问题是非常必要的，朱德同志的指导、帮助，也是非常及时的。每当一个问题得到解决，我们的思想就前进一步。
支援农民运动
教育团在朱德同志亲自培育下，锻炼得更加坚强了，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了。就在蒋介石开始公开反动的前后，教育团在朱德同志的主持下，进行了另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便是派出一部分力量分散到各地去，协助农民运动的开展。
一天，朱德同志把我们一部分学员召集起来讲话。他说：我们常讲要发动工农、扶助工农，现在很多县的农民起来了，但运动还不深入。现在要把你们派出去帮助他们工作。他指示我们怎样开展工作，又特地嘱咐我们要注意纪律，不许像旧军队那样糟蹋老百姓。他说，只有老百姓看你们真像革命者，你们的工作才能展开。
这次我是随曾天宇同志到万安去。在当地调查情况，向农民宣传，然后训练骨干，组织起农民协会。工作了大约两个多星期就调回南昌。我们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体会到这一做法是很有意义的。这样与农民结合的结果，一方面使我们受到了锻炼，又帮助了农民运动的迅速开展。
第二次支援农民运动的活动，是借“剿匪”之名进行的。5月间，南昌当局命令军官教育团出发前往赣东“剿匪”。但所剿的是些什么匪呢？一部分是真正的土匪，是土豪劣绅为了对抗农民运动组织起的地主武装。他们招兵屯粮，与零散的军阀队伍结合起来，打击当时的农民运动。但绝大部分却不是土匪。原来是：江西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归来后，就在各地开展农民运动。北伐军进入江西之后，党向农民群众宣传了三大政策，提出打倒土豪劣绅、消灭贪官污吏、铲除军阀、废除苛捐杂税等革命口号。这些口号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农民一经发动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而当时我党尚缺乏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有些地区党的领导作用还没有跟上去，广大农民便自发地雨后春笋般行动起来，向土豪劣绅展开斗争。他们的革命行动自然打击了地主阶级。当时虽然北伐军已到，但各地的旧政权机关仅仅是名义上换了一下，实质上并未摧毁和改造（反动军阀李烈钧就自立伪江西省政府，还在滥行加委），这些旧式的县长、司法官等，大都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一切法律、法令、条例、规章，依然完整地因袭着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那一套，处处卫护土劣势力，而诬蔑革命群众为“匪”了。于是便大喊大叫起来，请求当局派兵“剿匪”。
对于这种农民运动，朱德同志有高度的评价。他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民运动的思想，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革命。现在农民起来了，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对于这些地主阶级分子的狂呼乱叫，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一问题。
当时，江西军队很多，但日趋反动的江西当局，却不派他们，而派军官教育团去“剿匪”，用意是很恶毒的。他们诬蔑革命群众为“匪”，企图用这种“借刀杀人”的办法，既遏制了农民运动，又可使走向革命化的教育团在与农民的冲突中遭到削弱。但朱德同志早已看穿了他们的阴谋，并教导我们要辨明是非，分清敌我，变“剿匪”为支援农民运动。他要求我们站稳立场，给那些反革命以毫不留情的打击。朱德同志的教导，对我们开赴农村后分清敌我以极大的帮助。
这次，教育团各连除留了些学员继续参加南昌的革命活动外，其余的由朱德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