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针对某些学员提出的“革命何时才算完”的问题，朱德同志指出：要知道反革命势力是长期存在着的，我们在这里消灭了它，它又会在另一个场合，采用另一种形式，猛然出现在革命人民面前。那里的革命人民把它消灭了，再有机会，它又会重新出现，我们得再次消灭它。这样辗转反复，直到最后把它消灭。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所揭示了的。所以，我们当革命取得胜利之时，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反革命的反扑。我们不能有片刻的松劲，不能解除思想武装。我们要时刻准备战斗，我们要有长期革命的思想，要有终生为革命的坚强意志。不然，我们就会被反革命所消灭。
学校开办之后，在“开学典礼”问题上，朱德同志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蒋介石已经暴露了野心家的面目，正在南昌活动，并想到军官教育团来“训话”。对此，朱德同志先是借口“筹备工作未完”，开学很久也未举行典礼。后来经朱培德和王均一再催促，才同意举行，并决定借此机会揭露蒋介石的丑恶嘴脸。
“开学典礼”在2月底举行。蒋介石在会上大放噘词，吹嘘自己在北伐中的“功劳”，胡说什么他实行的“三民主义”是“最革命的主义”，要大家“绝对服从”他。这番屁话当场受到与会的郭沫若同志的讽刺和揭露，使蒋介石红着脸退席而去。
朱德同志接着开会，针对蒋介石的一派胡说，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指出，北伐军出师以来，以叶挺的独立团为先锋。这个团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所到之处无坚不摧，尤以汀泗桥、贺胜桥的战斗最激烈，并继续攻下武昌，占领武汉三镇。蒋介石夺人之功，暴露了他的野心。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扒手把已得的革命果实强夺了去！朱德同志充分肯定了孙中山先生的功绩后，又指出，蒋介石标榜的“三民主义”，不是什么“最革命的主义”，要想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去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实行国民革命，必须依靠工农，去打倒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朱德同志的这番讲话，深刻揭露了蒋介石的野心家面目，我们听了都十分痛快，大大提高了革命觉悟。随着政治思想教育的加强，党的活动也积极开展起来。当时，教育团的共产党组织虽是公开的，但党员及其活动是带秘密性的。党组织有计划地在进步学员中逐步发展党员，最初每连只有一、二人至四、五人，到学期结束前，每连已发展到十数人，有的甚至达到全连学员的三分之一左右。
党领导着教育团的建设和对学员的教育、改造，而这领导的核心便是朱德同志。
在半年多的学习期间，大家对朱德同志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他在出国前已是少将衔级，但生活一直保持简朴。我们见他平时只穿套粗布军服，裹副粗布绑腿，穿一双旧皮鞋，有时还穿草鞋。他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接着又兼任第九军副军长。上班总是夹个皮包走路，很少坐黄包车。他的住房只有简朴的床铺和一张旧方桌，几张木凳子，简单得像个旅客。他常因开会或工作忙，吃不上饭，便买个烧饼充饥。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风度，对下级一点架子也没有。有时到他家里，他招待学员，就像亲人一般。在学校中，也从未见他斥责和处罚过学员。
朱德同志对学员非常关心。学校开办之初，他就强调对学员的管理上要注意说服教育，启发教育，严禁打骂。教职员和学员中如有意见向他提出，可以不受越级上提的限制。他常说，我们革命军队要求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亲密无间和思想一致，语言一致，行动一致。这就必须做到以理服人，启发士兵自觉遵守纪律。他十分关心学员们的政治思想进步，常向我们讲解革命形势和全心全意为革命、为广大人民服务的道理。在讲话时，他总是以自己受人压迫、被人剥削的经历、体验来教导我们，还常用一些幽默的言词和通俗的比喻来揭露反革命的阴谋，解释一些重大事件。当我们被他这些幽默的有时带点讽刺性的语言引得哈哈大笑时，也就更加深了对反革命的憎恨，领悟了他所讲的深刻的道理。可惜我们听朱德同志讲话的机会还嫌太少。因为当时他兼职很多，有时还要到邵式平同志办的农民运动训练班去讲课，或者到南昌市总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等革命群众团体去讲演，忙得很。我们常常看见这些革命团体来校请他，而朱德同志总是来者不拒，有活动就挤时间去参加。
当时，朱德同志的革命活动，是不受当局限制的。因为第三军部队虽属蒋介石统辖，而江西地区属武汉政府领导，那时宁汉对抗，所以江西方面也不敢公开反动。教育团是军事单位，朱德同志既是团长又兼市公安局长，而且他在滇军中影响大，连第三军军长王均在滇军中也还是他的间接下级，朱培德及第九军军长金汉鼎'也是他旧时平级同僚，因此没人敢公开干涉他的活动。甚至当蒋介石公开反动，宁汉合作，蒋、汪合流之后，在南昌革命力量受到压制的情况下，各革命团体的人还纷纷到教育团来找朱德同志谈工作，开秘密会议，请他去讲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团实际上成了南昌革命活动的一个基地和堡垒。
配合校外政治斗争
1927年3月以前我们所听到的报告，大都还是些振奋人心的胜利消息，但从3月6日赣州总工会委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