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称他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固然是讲他的文风,但宗元的志向也未尝不在史乘。他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中曾说:“太史迁死,退之复以史道在职,宜不苟过日时。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夕就死,无能为也。第不能竟其业,若太尉者,宜使勿坠。”由此可以看出,宗元对于韩愈做史官非常重视,希望他能够继司马迁的“史道”,认真写史,不要“苟过日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还讲到当初他和韩愈曾经“期为史志甚壮”,就是说,两人曾有共同的愿望要做史官的。但如今自己被贬,无能为力。可是遇到段太尉这样的人物事迹,还希望韩愈采入史传。
宗元虽然因被贬废,不曾担任史职,但他对于写史的责任之感极强。当韩愈做了史官而不敢尽职之时,他曾严加指责。他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说:“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宗元认为,以韩愈的学问、文辞,又善于议论,且以正直自命,是个合格的史才。有这样的史才而不敢尽史职,是令人痛惜的。宗元和韩愈是好友,对韩愈这样的表现不仅痛心而且有些气愤。认为他既“恐惧不敢”,就该辞职不干。不敢而又不辞,害人不浅。宗元自己未任史职,是不能写史的。因此,除了写过《段太尉逸事状》这样的史传材料之外,就只能写些不入史乘的传记文章。
《段太尉逸事状》虽然只是一篇提供史馆立传的材料,却也可以从中看出宗元的史道和史笔。首先,宗元热情地为段秀实这个敢于为民除暴、为民请命而自己不畏强暴的人物立传,就表现了他的一片辅世及物之心,段太尉的为人大节,正合宗元的理想。作为史家的是非爱憎,在这里已经可以概见。
其次,宗元在这篇逸事叙述之外,还附有呈给史馆的一段文字。其中说道:“宗元尝出入岐周邠■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障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这段文字可以看作状文的继续,其用心命笔都似有意追随司马迁。而且,宗元行文如此,都是依据事实,并非徒事文字模拟,这是不同于后人那种形式主义的摹古之文的。
宗元的史笔还表现于几篇不入史乘的人物传记。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梓人传》、《李赤传》等。还有,虽然非人却也与人同类的《■蝂传》,亦体现宗元的史道和史才。《宋清传》写的是个“长安西部药市人”。此人卖药致富,然非唯利是图者,更不趋炎附势。宗元认为,宋清虽“市人”,而人品比某些士大夫高尚。
总的看来,宗元文章具有两大特征。一是立论新颖,打破传统;一是牢骚太盛,出言多讽。这两大特征,也是其人的个性特征。在韩、柳之后,世之学为古文者,学韩者多,学柳者少。大概由于柳文个性太强,苟非其人,难以学到。特别是在金元明清几代,文人思想如宗元之笃于行道而又能破传统者亦少,这里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在封建统治、文化专制日渐严密的几个朝代,韩文可学,柳文则不可学。桐城派之尊韩抑柳,不是无缘无故的。
诗风如文风:迁客骚人之音
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成就,与韩愈相似,主要在文;但他作为诗人,也是一代名家。
柳宗元的诗风,亦如其文,多骚人之气,迁客之音。例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连、封四州刺史》一诗云: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远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这是宗元贬居柳州的一篇名作。对于此诗,前人评论甚多。严羽《沧浪诗话》云:“深得骚学。”所言甚是。
又如《别舍弟宗一》诗云: 零落残魂倍黯然,双重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
这也是宗元的一首名篇。所言“去国”、“投荒”,自是迁客骚人的遭遇;“荆门郢树”,犹多楚人怀土之思。手足分离之际,满腔忧愤,倾泻无余。凄清孤寂之感,是表达得淋漓尽致的。
宗元还有一些小诗,如《江雪》,所抒孤寂之情,尤为深至。此诗云: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短短四句,孤寂、凄冷,诗人的身、心、处境,尽在其中。
①本节材料主要参考新、旧唐书本传及《柳河东集》,文中不再一一作注。 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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