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知，韩愈所谓上品之性，只有善而无恶；中品之性，则可以善，也可以恶，关键在于引导；下品之性，则只有恶而无善。这样，韩愈把“性善”论，“性有善有恶”论及“性恶”论统一在“性三品”说之中。他批评前人说：

    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恶。”扬子之言性曰： “人之性善恶混。”夫始善而进恶，与始也混而今也善恶，皆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韩愈认为孟、荀、扬三子言性皆是以偏概全，缺乏分析。

    构成“性”的要素有五，即仁、礼、信、义、智这五种道德品质（五常），在 “性三品”中，这五种道德品质的比重不一：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

    即上品之性五常俱备，而统于仁，下品之性反于仁而违背其余四种品质，中品之性里仁的成份多少不同，其余四者杂而不纯。正因为有了这五种规定性，所以与佛、老在“虚”“无”基础上言性是根本区别的。他把“性”说建立在人伦的基点上，这就拈出了儒家文化与佛老文化本质区别。后来朱熹对韩愈的性论评论说： “退之说性，只将仁义礼智来说，便是识见高处。”[注]

    韩愈认为情是“接于物而生”，即后天才有的。情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情也分为上中下三品，并与性之上中下三品相对应。上品之性有上品之情，中品之性有中品之情，下品之性有下品之情。他说：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于性视其品。

    可见，韩愈并不否认情感欲望的存在。但主张“情”要适“中”，这个中就是合乎儒家的伦理规范，“性三品”与“情三品”是一致的。

    韩愈的“性三品”说的思想渊源，与董仲舒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人之性”、“斗筲之性”三类有密切关系。但董仲舒主张“性善情恶”，把“性”、 “情”对立起来，这并没有被韩愈接受，在这一点上，韩愈比董仲舒前进了一步。

    从理论上说，韩愈把封建的道德说成是人类的普遍人性，这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人性问题，而且他将人性品级化，从社会作用上来说，在于论证封建伦理秩序合乎人性。他说：“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原性》）对于下品之性，既然无法改变，只有以威相加，以刑相制了。

    继先秦、两汉以后，韩愈重提儒家人性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原性》一文写成后，李翱、皇甫提、杜牧也写出文章，发表了对人性问题的看法。至宋儒遂愈演愈烈，“性情”问题成为理学的主题。经韩愈倡导，宋儒的发展，佛教原有的性理之学方面的优势逐渐被新儒学取代，儒家文化的主体地位重新被牢固地确定了下来。

四、千秋万岁名不寂寞

    韩愈革新儒学，倡导古文，开一代新风。史学大师陈寅烙在《论韩愈》一文中，对他予以极高的评价： 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折点之人物也。

    这一评价非常中肯。但是，韩愈生前生后并非一贯受人尊崇。正如李汉所说的，在他生前“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韩昌黎集》序）“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新唐书·韩愈传》）唐末皮日休甚至请求以韩愈配享太学。

    到了宋初，韩愈的地位大大下降，“号为时能文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到了庆历年间，经过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大力提倡， “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注]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