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忠强

　　唐代的韩愈，年轻时怀有远大抱负，总想干一番大事业。他在诗中说：“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岳阳楼别窦司直》）足见其“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多么强烈。
　　然而，韩愈这位才子却偏偏仕途不顺。他１９岁赴长安，考进士第四次才中。按照唐朝科举制度，考中进士只是具备了做官的资格。要当官，还得通过吏部的专门考试（即“博学鸿辞科”），才能予以量才录用。不幸的是，韩愈考官时连续考了三次都是名落孙山。这时他已２８岁了，在京城举目无亲，生活穷困窘迫。无奈之下，他急切地接连三次上书宰相，说自己如同一个“溺于水而爇（放火焚烧）于火”的人，身陷水深火热之中，期望得到援引，然而，毫无结果。（见《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十年蹉跎，求官碰壁，韩愈禁不住悲愤填膺，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不得已离开京城去汴州，直到２９岁，才在宣武节度使董晋的麾下，做了一名管理刑狱事务的观察推官，总算走进了官场。其后，他虽又做过几任小官，但总感到郁郁不得志。这也难怪，像韩愈这样心雄万夫的“千里马”，岂甘心庸碌无为地老死于槽枥之间？所以，即便后来当他回到京城做了国子监博士（国家最高学府的教授）之后，他仍然想升官得到重用。他写信给受到皇帝宠信的尚书李实，陈述自己的抱负和才干，请求荐引，不久，他就被擢升为监察御史。
　　从表面看来，韩愈不但想做官，而且想做高官，难道他是一个汲汲于名利的“官迷”？
　　其实不然。封建时代大凡有作为的知识分子，都有着强烈的功名意识。这里固然包含着光宗耀祖、出人头地的一面，但他们更看重的则是如何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从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
　　韩愈的乌纱帽得来不易，按说他该惜官如命，但是他两次犯上直言，即使因提意见获死罪也在所不辞。一次是当了监察御史不久，时逢大旱之年，民生多艰，韩愈见此情景，忍不住上疏朝廷，参了权臣李实一本，极论“宫市”之弊，直言天旱田地无收，百姓弃子逐妻以求食，请求皇上减免或缓征过重的徭役赋税。结果这不但得罪了权贵，而且触犯龙鳞，惹得唐德宗李适火冒三丈，把他贬到蛮荒的阳山（今广东境内）去当县令。
　　然而，韩愈并没有吸取这次贬职的“教训”。
　　元和十四年（公元８１９年），迷信佛法的唐宪宗迎陕西凤翔法门寺的佛骨到皇宫，沿途修路盖庙，官商民等争相舍物捐款，纷纷祝贺，简直无异于一场铺张浪费、劳民伤财的闹剧。
　　这时韩愈因为参与平叛有功，刚提升为刑部侍郎不久，要是换了别人，自己不去凑这份热闹也就算了，偏他这位司法部副部长，看到宪宗佞佛，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敢出来说话，于是又像上次一样忍不住了，立即写了著名的《谏迎佛骨表》上书直谏，指责举国上下对一块朽骨顶礼膜拜，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又提出“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的告诫，说历史上凡是信佛的皇帝，寿命都短促。这自然犯了宪宗的大忌，当即就要将韩愈处死。幸亏宰相裴度等人为他再三求情，才被免去死罪，赶出京城，贬到８０００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了个地方小官。
　　韩愈做官本已登上山顶，可转眼间就跌入深渊，还险些招来杀身之祸，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他被押送出京城不久，其家眷也被赶出长安，年仅１２岁的小女儿惨死在驿道旁。这接二连三的不幸打击，常常会使一个人心灰意冷，感到活着实在没有什么意思。然而，韩愈尽管冤屈痛苦绕于心，忧愁悲愤萦于怀，但他仍以诗明志，直言疾呼：“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只要是为国“除弊”，哪怕因此获罪遭贬，又何惜此身安危？
　　所以，韩愈到了潮州之后，意志并未消沉，还是尽自己的职责，认认真真地做起刺史来。当时的潮州由于地处偏僻，文化不兴，农耕方式原始落后，百姓长年在浑浑噩噩中生活。韩愈到任之后，访民疾苦，连续干了四件事。一是驱除鳄鱼。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三是赎放奴婢。四是出资兴学大开教育之风。他在潮仅八个月就为民兴“四利”，可谓功德无量。
　　韩愈晚年虽当过兵部侍郎和吏部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和中组部副部长）等高官，但他做官一直都不是青云直上，而是几度被贬，时起时伏。值得称道的是，无论官显权重还是官卑职小，他都是秉持一身正气，刚正不阿，不计个人荣辱名利，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尽力去做惠及民众的事。这种脚踏实地、唯求奉献于民的当官风骨和精神，足以垂范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