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忆韩愈

顾艳　
　　那年去广东潮州，东道主第一天就带我们去观赏“潮州八景”之一的“鳄渡秋风”。那里小巧玲珑的一个亭子，有“祭鳄台”，还有唐代大散文家韩愈的著名散文《祭鳄鱼文》碑。看到这块碑，我便恍恍惚惚仿佛穿越时空站在唐朝的阳光下。
    公元819年，韩愈因措辞尖锐激烈，上表谏唐宪宗不要迎佛骨，同时建议僧人还俗，从事稼穑。他因此触怒了龙颜，唐宪宗便要韩愈以死抵罪。幸得贤相裴度和崔群为之求恕陈情，才使他侥幸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然而，在携家眷赴潮洲途中，他的小女儿不堪颠沛之苦，因病而死。他为爱女写的悼文，没有为侄子写的《祭十二郎文》那样淋漓尽致、直抒悲痛。不过，在表面淡淡的文字叙述中，依然能感受到韩愈真情深刻的悲痛。那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中，需要隐忍、克制的悲痛。其表现方式，只是与《祭十二郎文》不同罢了。《祭十二郎文》在形式上，突破了过去的祭文都采用韵文的格局，遵循了内容决定形式的法则，被《古文观止》说成“祭文中千年绝调”。
    唐朝贞元年间，25岁的韩愈中乡贡进士。韩愈一生大半为官，但由于卓尔不群，鲠言无忌，故被当道者视为异己。奸小之辈屡屡落井下石。唐德宗贞元19年，关中大旱，饥民受难，他奋笔奏表朝廷《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呼吁拯救百姓。结果，由监察御史贬为南粤阳山县令。这是他第一次遭贬。
    在历史上，韩愈的胆色令人称道。大多数当官者，都是小心翼翼保住官位。真正乐意为民请命，为民除恶，为民谋利的清官廉吏毕竟不多。韩愈虽屡屡被谪遭贬，所到之处却政绩斐然。在阳山，“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并将北山改称“贤令山”的佳话。在潮州，当他得知江中鳄鱼伤人，便连夜撰写了《祭鳄鱼文》。他在文中曰：“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韩愈治潮八月，做了不少好事。驱鳄除恶，百姓感恩戴德，万般崇敬，在原祭鳄处，建亭竖碑，后又在东笔架山建韩愈祠。那天，我们专程去与潮州市一水之隔的东笔架山，拜谒乡贡进士韩愈祠。韩愈祠简朴雅致，墙壁用水磨砖砌成，祠内分前后两进，后进台基高约2.5米。正中供韩愈塑像。祠内有历代碑记36块，其中有苏轼撰的《潮州韩文公庙碑》。苏轼在庙碑中曰：“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
    苏轼说得不错。韩愈的贡献不仅在政绩，更主要的是以其文功彪炳史册。对魏晋以来文坛盛行的“绮糜”之风，韩愈带头发起了旨在恢复古代散文传统的“古文”运动，直言“文以载道”，“不平则鸣”，主张作文章要有现实内容，参与社会生活。韩愈是一代文宗，也是创造语言的大师。他提倡“惟陈言之务去”，强调“文从字顺各识职”。并率先示范，留下了传世名篇《师说》、《进学解》等煌煌四十余卷巨著，诗、赋三百多首。与此同时，他还有一双识珠之眼和一颗怜才之心。他赞赏孟郊、张籍、贾岛、李贺等人的诗艺文才，为他们延誉。他待这些同侪后辈，如兄弟子侄。譬如：李贺为避父讳，不能参加科举。韩愈便出于公心，为之作《讳辩》。他在《讳辩》中曰：“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韩愈的为人之道，为文之道，堪称“千载一时”。瞻仰他一生的蹉跎境遇，缅怀他一生的辉煌业绩，不禁感叹：大师是超时空的。一千二百多年已过，他依然活在我们中间，并且砥砺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