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公元768—公元824年），唐代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字退之，河南南阳（河南孟县）人。因韩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官至吏部侍郎，死后谥文，后人又称韩吏部或韩文公。韩愈“三岁而孤”，由兄嫂教养成长。贞元进士，曾先后做过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等学官，直接从事过教育与教学工作。韩愈在政治上忠于唐王朝，维护中央集权制度，反对藩镇分裂割据。学术思想上，主张复兴儒学，排斥佛道，并以此作为加强皇权，保持国家统一的指导思想。文学上领导唐中期古文运动，提倡文以载道，要求以接近口语的散体文代替追求华丽词藻的骈体文，为宣扬孔孟仁义之道和推动社会改革服务。韩愈从青年至老年，数十年间，论文诗赋甚多，他的著作由其女婿李汉收集整理，为《昌黎先生集》，传于后代。后人又汇集其他遗文，编为外集，附于《昌黎先生集》之后，总称《韩昌黎集》。 韩愈在教育上多有贡献。任潮州刺史时，恢复州学，捐俸助学，礼聘学师，并作《子产不毁乡学颂》一文，促进了地方教育的发展。任国子博士时，不顾流俗，勇于为师，曾作《师说》、《进学解》等教育名著。任国子祭酒时，整顿国子监，对生徒的入学资格严加审查，选用学有专长者为博士，组织讲学活动，扭转不良风气，使国子监呈现朝气。韩愈非常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要求发展学校教育，称“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以“性三品”说为教育的理论基础，认为学校教育的目的在培养德艺具备的君子，必以六艺为学科，进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教。韩愈的教育思想着重体现在以下他的几篇文章中。《进学解》是一篇文字优美、感情洋溢的教育散文，它以师生对话的形式，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认为勤学是学业进步的基本条件，依靠多读，达到博学、积极思考、以示贯通。提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论点，劝导青年德业兼修，在“勤”、“思”两字上下功夫。主张尊重个性而因材施教，爱护人才而因才使用，教育者的责任在于识别和培养，当政者的责任在于人尽其才。《师说》是韩愈的教育名著，也是中国古代第一篇集中论述教师问题的著作，韩愈首先阐明了教师的作用，“古之学者必有师”，“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基于这种认识，他对当时社会上轻视教师不尊重教师耻于从师的风气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其次，明确了教师的任务，“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仅仅十一个字，把教师的任务概括得很全面，至今看来仍是十分准确。再次提出了教师的标准，“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最后论述了师生关系，“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韩愈看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生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包含了朴素的辨证法的因素。这些卓越的见解不但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的教育理论，而且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教师的职责，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德育与智育、教书与育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启发意义。《杂说四*说马》是韩愈一篇短小精悍的寓言文章，他用识马的道理表明识别人才的重要，“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对当时统治者愚昧无知，埋没和摧残人才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这种需要善于识别人才，充分发挥人才作用的思想，对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此外，韩愈在教学上是很成功的。他的学生在《韩文公墓志》中称赞说：“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善，游以恢笑哨歌，使皆醉义忘归。”说明他的教学很能打动人心，具有突出的教学艺术。由于他诚恳讲导，所以深得学生信赖。凡经他指教过的学生，皆自称韩门弟子。韩愈不愧为唐代很有影响的教育家。 (李天凤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