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境角度解读韩愈的《师说》
 
 
 
福建　连清霖
 
 
 
　　语境，就是言语环境，包括上下文语境和情景语境。情景语境指说话时的人物、背景，包括文中涉及的人或物、时间、处所、社会环境及交际手段等。要理解韩愈的《师说》的思想内容，除了需要依据全篇的内容，还必须联系作品的社会背景、作者生平经历等情境。这样解读《师说》，其结尾就不仅仅是附记性质的文字，文章的思想内容就不单是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韩愈为什么要作《师说》，从表面看结尾从写作缘起作了解答，是为了赞许李蟠“能行古道”。具体分析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是“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一是“不拘于时，学于余”。为什么李蟠能做到以上两条，就值得韩愈为他写篇文章赠送?正因为李蟠以他自己的求学经历实践了韩愈古文运动的思想，成了触动韩愈针对现实发表议论的一个契机。

　　语境一：不顾流俗，奖励后学

　　“不拘于时”，所谓“时”，就是时俗，指当时耻于从师的社会风气。所谓“古道”，则是指古代尊师重道的风尚。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当时上层士族的子弟，不管品德智能高低，凭着高贵的门第，生来就是统治者，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到了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这种风气仍然存在，上层“士大夫之族”自己不从师学习，也反对像韩愈那样公然为人师之人，还对别人的从师学习“群聚而笑之”。时任国子监四门博士的韩愈对上层“士大夫之族”的恶劣风气深恶痛绝。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当时向他请教的青年后学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和指示有加。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地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狂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方辞。愈以是得狂名。”当然，这里的“师”，并非教孩子写字和断句的学塾老师。韩愈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真道解其惑者也。”所谓“师”，是指学业上事业上已有所成就的掌握“道”的人。有了疑惑，向人请教，这本是很正常的事，但当时却有一部分人以从师为耻，把当老师的人视为“狂人”。当时社会上出现这等怪事，韩愈又要甘冒狂名，抗颜为师，奖励投书请益的青年后学李蟠等。《师说》结尾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

　　在这篇文章的开篇，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人非生而知之者”，严正批驳了上层“士大夫之族”宣扬的血统论和先验论，明确指出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突破了一般人对教师职责认识的局限，把教师的职责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扩大到“传道授业解惑”，打破传统师法森严的壁垒，把教师弟子的关系社会化了，提出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平等的相对的，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即能者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他论及当时社会上各种“耻学从师”的现象，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说明他们的不明智。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之类，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作者反复申述了师的重要性。

　　《师说》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再联系当时的特殊社会背景情境进行分析，我们从中就可看出韩愈反对流俗的巨大勇气和坚持真理的可贵精神，也就更能明白他为什么会招致那么多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遭到当权者的排挤，以至“居长安，烦不暇熟，又挈之而东，如是者数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士大夫之族”耻师轻道荒唐可笑。李蟠能不受时俗的限制，不管对方的身份地位，这与作者在首段中提出的“师道”主张是一致的。作者赞许的正是李蟠的这种“师道”精神，“学于余”也不说明自己值得李蟠去学，其实是“学于道”，因为作者已说明“闻道”在先、“术业有专攻”而已。

　　语境二：复兴儒学，阐发“道”义

　　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使盛唐时代强大繁荣、昂扬阔大的气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镇割据、佛老蕃滋、宦官专权、民贫政乱以及吏治日坏、士风浮薄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已处于一种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的危险状态。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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