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欲变革,以期王朝中兴。与强烈的中兴愿望相伴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韩愈、柳宗元将复兴儒学思潮推向高峰。韩愈最突出的主张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越过西汉以后的经学而复归孔、孟。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声言“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当然,韩愈弘扬儒家道统的基本着眼点在于“适于时,救其弊”(《进士策问》其二),解救现实危难。在韩愈看来,当时最大的现实危难是藩镇割据和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面的佛老蕃滋。围绕这一核心,韩愈撰写了以“原道”为代表的大量政治论文,明君臣之义,严华夷之防,对藩镇尤其是佛老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
韩愈推崇儒学,力排佛老。而当时耻于从师的社会风气的出现,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佛教自汉代传入,至唐代盛极一时。据皮日休《文薮·十原系述·原化》记载,当时人们对西域来的佛教徒“举族生敬,尽财施济”“慕其风蹈其者,若百川荡不可止”,可见佛教流行的盛况。佛教主张与儒家教条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因而信仰佛教愈深,背离儒教愈远。佛教既广为人们信仰,那“有言圣人之化者,则比户以为嗤”的社会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师道的被毁,也就成为事之必然了。佛教得宠而向儒教挑战,儒教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儒教之中坚出而排佛,韩愈就是代表之一。联系这些言语情景进行分析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师说》第三段所举历史名人对象,是当时备受尊崇的圣人孔子,作为论证就有极大的说服力,也足见作者另意所在。所举事情“圣人无常师”“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既说明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也说明了从师学习的原则,而且为第二段“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提供了佐证。
韩愈认为教师的职责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主要是儒家思想、孔孟之道,是封建的伦理道德制度。“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原道》)“业”就是承载这一思想的儒家的经典著作。“惑”就是学习这些著作时碰到的疑难问题。“传道”“师道”的目的是维护和巩固当时的封建秩序。《汉书·儒林传》说:“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正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李蟠“六艺经传皆通习之”“能行古道”,其实就是在传承儒道,弘扬儒家思想,当然就更值得称道了。何况,李蟠的“通习”,也与“今之众人”的“耻学”和“童子”的“小学而大遗”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耻学”是糊涂的,“小学”是不明智的,应该反复学习研读的是“六艺经传”,是儒家的经典,是“道”的载体。无疑,从语境角度解读《师说》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是把“传道”“师道”“能行古道”等等“道”义作为理解的重点。准确把握“道”的实际内涵是“儒家思想”,要从“传道”的角度去认识韩愈反对流俗见解的巨大勇气和斗争精神。可以说作《师说》是韩愈为了维护儒家的道统,抵制由佛教影响造成的耻于从师的社会风气所作的一次努力。
语境三:文以明道,提倡古文运动
唐代的古文运动崇儒复古,提倡散体,为唐代散文革除六朝骈文旧习作出了很大贡献。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韩愈以他反对流俗的巨大勇气和优秀的古文创作,为该运动的后继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师说》正是这样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由儒学复兴和政治改革所触发,以复古为新变的文体文风改革的核心是“文以明道”。这一主张与现实政治紧相关联,也成为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论依据。“明道”是为文的目的,“为文”只是明道的手段。韩愈一再说自己“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
编辑点评:这里的语境(情景语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课文背景、写作缘起,本文由此窥测文意,所见深弘而远大,对老师备课有参考作用。只是“语境一”言之过详,“语境三”则过简(好像表意未尽)。详者略之,简者详之,庶几可称完善。(刘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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