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愈谀墓说起
庄锡华

    少时爱读韩昌黎的文章，特别喜欢《柳子厚墓志铭》。这篇墓志文情并茂，读来酣畅痛快。但后来看到有人撰文嘲笑昌黎谀墓，说他还因此收受事主的银两，便有些困惑起来。例如，清初顾炎武在书信中便直刺韩的为人，认为他评点人物多谀词：“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顾炎武是清初受人尊敬的一代大儒，一言九鼎，于是，本来是文坛泰斗，应当请进凌烟高阁的文化伟人，却因受人之请写下那些涉嫌溜须的铭状，而使人对其人格、对其立身行事的原则产生了怀疑，灵魂也因而不得超生。这样的评语听得多了，韩昌黎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也便一落千丈，为韩愈惋惜，对他的“人格堕落”深表遗憾！
　　
　　但是，成年之后，对复杂的世情有了一些体会，思考问题也有了辩证的方法，有时也会替韩愈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韩愈生前才名远扬，被尊为文章高手，慕名求为文者必不少，来者都是心有所属，无非是要为生者脸上贴金，死者身上抹彩。倘能拒绝，自然无话可说；如果推却不掉（大半推不掉），写起来就由不得作者了，无非是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笔下生花，超度亡灵嘛。虽然仍有发挥的空间，但只有往好处写的自由，于是堆砌辞藻、叠床架屋，满纸溢美之辞。总而言之，作者已不能考虑笔下所作与其人所为是否相符，而只想让求文者如何满意而去。检视历史，可以发现，这样的尴尬事，并不只是韩愈遇上，历代善文者都曾有过受托著文的经历。清初的魏象枢（1617～1687，直隶蔚州，今河北蓟县人）官拜刑部尚书，文章写得也好，求为铭状者也不少，让他苦不堪言。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曾发过这样一番牢骚，说：“为人作墓志铭，不填事迹，则求者不甘；多填事迹，则见者不信。其至无可称述，不得已转抄汇语及众家刻本以应之……吾愿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个好人，勿令作志铭者执笔踌躇，代为遮盖也。”面对家属的要求，捉笔者毫无转圜余地，只能一味地说好话。留下这样的文字，当然心有不甘，万般无奈，魏象枢便倒过身子，恳请那些有心要为自己生平粉饰的墓中人生前应当广结善缘，亦好让写墓志者不必昧着良心、经受着痛苦，写那些虚假不实的文字。听着这样的感叹，感受作者心里的委屈，真不是滋味。但是我想，既然一篇墓志可以将死者做过的那些恶行抹得干干净净，信口雌黄，将黑的说成白的，无原则的吹捧死者，那么，死者生前行事还有什么顾忌？反正千秋功罪都系于志墓者一枝生花妙笔，而这枝笔又由死者家属掌握着，一切都能摆平，行善与作恶还有什么两样？如此一想，我觉得韩愈因谀墓受到的谴责也许过于严厉了，谀墓固然不对，但最该受到指责的难道不是那个不做好事又恬不知耻的墓中人吗？他们生前不行善，死后要贴金，逼着懦弱的文人违心写下那些受人诟病的文字。我想，韩愈在写这样的文章的时候，一定感觉到了家属恶狠狠盯着的眼睛，你敢轻举妄动，也来个实话实说？
　　
　　然而，细想之下韩愈仍有不可开脱之处，那就是他居然还为此收受了事主不少白花花的银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谀墓得银，取之岂为有道？看来这个韩愈还是不可原谅。正当我觉得自己已对韩愈形成盖棺之论的时候，却又出现了新的情况，这些情况让我进一步改变了对韩氏的看法。
　　
　　不久前，我出席一个学术讨论会，遇上了某君。谈起现在一些满是谀词的书评，此君一下愤激起来，讲了他在这方面的一些经历，原来他也是这类书评的炮制者，并正为此而受到良心的责备。他的一席话使我对韩愈恶劣的印象发生了质的变化。
　　
　　他说自打从学校毕业后，一直在文坛边缘挣扎，破帽遮颜，厕身陋室，与“德馨”全无关系，更不必说高朋满座，胜友如云了，但因此十分清静，思考写作全然是率性而为，一句话，他是他手中的那枝笔的主人，写的都是真性情、真感觉，不必看人脸色行事。后来总算有了一些成绩，便有人来要他写一些涉及他们及他们的作品的评价性的文字。登门者笑容可掬，函索者满纸谦恭，让我的这位本来生性腼腆、拙于社交的朋友觉得好象已经收受了人家丰厚的贿物似的，总觉得欠了别人什么，心虚理亏，再不能推三托四。求评者大抵都说“请您指教”、“请您批评”。他说，不可否认其中不少人是怀着诚意的，因为他们对自己及自己的作品并不缺少有根据的自信，写这类评论文章在肯定贡献时，也不妨对不足作些分析。但在另外一些人那里，虽然嘴里也是说着批评，指教之类的话，但祈盼的眼神里分明含着要求作者笔下生花的意思，听话得听音，要是过于老实，依其所“请”，真的把瑕疵也一起抖落出来，那后果就很难想象了。朋友说：“我虽然算不上乖巧，但这点意识还是有的。”于是只好说些言不由衷、甚违本意的话。他举例说，比如写书评，如果确是好书，有所溢美也不算什么；但伴着微笑向你怀里塞进一本粗制滥造的东西，你敢不意思意思吗？明明是论文集，却要说是专著。为了证明是专著，还得要从中搜寻出什么逻辑体系来。明明是平庸的涂鸦，偏偏要称赞它的品位。

　　为了证明它的档次，便须从中发掘种种微言大义。他感叹地说，写这样的书评，不仅苦不堪言，而且因涉嫌溜须，常恐招来物议，心中不免忐忑。无奈之中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陪着笑脸征询发表时是否可以隐去作者真名，亦好减轻一些压力，然竟不蒙俯允。他终于意识到，求评者不只是看中那些违心的文字，连他那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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