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白杨]
　　－－兼谈文与气的关系

　　韩愈死时谥号为“文”。他的主要成就也正在于“文”，即倡导古文运动。

　　我们知道，汉魏时期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作家群继承汉乐府现实主义精神，反映建安时代的社会风貌，体现了苍凉刚劲的风格，是为“建安风骨”。但是经过党锢之祸和曹氏、司马氏对政敌的**，许多文人名士渐渐缄默，清谈之风转为玄虚之谈。反映在文学上，不注重思想内容表达而单纯追求形式美的倾向使骈体文大肆盛行。自西晋陆机、潘岳起，著文开始讲究词藻华丽和对偶工整。南朝文人更在声病辞律上争奇斗胜，遂使不少骈体文流于空虚和颓废。然而，说起来，骈体文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却是不可否认的，它词藻华美，平仄相协，用典精巧，长于赋诵，独具资质。一些佳作名篇，抒情之深，写景之妙，简直令人表里澄澈，形神俱华。但由于有了严格的外部形式的约束，作文者往往玩味其格律音韵，呈才使事，使浮而无实，，放而不收。虽然继承了汉赋的华美，却不探其源，忽视了早期汉大赋议论生发、关心政治的精神实质，极大地阻碍了文学的发展，使“建安风骨”荡然无存，走入到金色的文学象牙塔中，远远离开市井百姓的口语。故而有人评说此时文学恰如女子被缠了足一般。裹足不前，毕竟有碍发展，不利于思想表达和个性张扬。

　　到了韩愈生活的中唐时期，历经安史之乱的唐王朝社会矛盾虽有缓和，但仍然“行行重行行”，整个社会并不安定。藩镇用兵割据，“喜则连横以叛上，怒则以力相并”，中央政权的实力日渐削弱。同时，由于佛，道教的盛行，使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严重制约了唐王朝的发展。在这样一个人民困苦、政治黑暗、兵连祸结的时代，亟需风格清新刚健、表意流畅自如、说理透彻明辩的文体为之服务。治理社会，解决矛盾，再用粉饰太平尚可的骈体文，显然文不逮意。人们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质朴文风，即成为唐古文运动发端之基础。

　　隋初，李谔上书隋文帝，痛斥这种“竞骋文华”的文体对政治的危害。文帝试图用政治手段扭转文风，收效不大。入唐，陈子昂高标诗**新的大旗，批驳齐梁诗文“骨气都绝”“刚健不闻”，给诗坛吹入一股清新的空气。但文苑仍充满柔弱的靡靡之音。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责无旁贷地继承先贤遗志，以他雄健的才力，身体力行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树，使唐朝的古文遂蔚然极盛。

　　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坦途，只有坚韧不拔的人，才能抵达光辉的顶点。韩愈之父早丧，自幼由兄韩会、嫂郑氏夫妇抚养。在这样孤苦的环境中，他少年时就发奋自励，勤学苦读，打下了深厚的学识基础。韩愈深受家庭浓厚的儒家正统思想和文学气氛的影响，抱着济世拯民的愿望，先后四次参加进士科举考试，未蒙录用。然而，他初衷不改，始终致力于向圣人先贤学习，努力锻炼自身修养，不逐时文，潜心古文写作。《答李翊书》是韩愈文论中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他劝诫李翊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当时应举的文体是时文即骈体文。时文作好了，可以做官，光宗耀祖。写古文则不被重视。他告诫李公子：“如果你追求达到古时候立言者的境界，就不能很快成功，也不能被富贵利禄所诱惑。”韩愈本人也是这样做的。他不趋时文，不媚权贵，甘于寂寞，潜心于古文写作和道德修养。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视，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沉入其中，忘乎外界的一切，静静地沉思默想。当他把自己心中想的写出来的时候，务求去掉陈腐的言论。他不怕别人嘲笑，一直不动摇，直到能辨别出古书中哪些是立意纯正的，哪些是立意驳杂的，哪些是立意虽然纯正却没有达到完美境界的，用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他觉得“当其取于心注而于手也，汩汩然来亦，”而后“浩乎沛然矣。”才思充沛而奔放了。即使这样，他还是害怕自己的文章内容和语句驳杂，又从正反两方面琢磨，平心静气地审查它，直到意思和语句都纯正了。到了这一地步，就可以休息了吗？没有，他要求继续充实自己，继续“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象韩愈这样精益求精，苦心孤诣苦苦追求，会不成功吗！然而，韩愈开创的一代文风却后继乏人。不久，骈体文重又抬头，到五代乃至宋初，陈腐华靡之风占据了文坛统治地位，历时二百年。直到孤贫力学的欧阳修主盟文坛，发扬光大韩愈的古文写作和理论，才终于奠定了宋代散文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群体风格。之后的明清，散文写作继起不绝。历史不会忘记，韩愈的成就也不会磨灭。一切为了人类作出贡献的人，都会站在历史的峰巅，让人们敬仰和学习。

　　韩愈接下来谈到作家修养和为文的关系即“文”与“气”的关系，他说；“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隧，膏之沃者其光晔。”要想写出好文章，先要打好基础，有了扎实的基本功，写出的文章就像油膏充足的灯光一样明亮。韩愈认为文章是作家思想道德修养的外部体现，学古文要从加强道德修养入手。他发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