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孟子“养气说”，把“气”（思想道德修养）和“言”（文章的外部表现形式）的关系比作水和浮物的关系。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必现，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是故“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思想道德修养充实的人，写出的不论语句长短和声调高低都会是恰当适宜的。如果一味从句式长短、使事用典、音韵铿锵等外部形式上下功夫，不是舍其本而求其末了吗？写作要以养气为先，思想道德修养充实，写文章自然会纵横无碍、挥洒自如。韩愈反复强调作家主观道德修养的重要，既是继承并发展初唐古文运动普遍强调的“必先道德而后文艺”的观点，也是针对六朝作家普遍不太重视道德修养而提出的批评。他本人言行不敢有愧于道，闲居思念的是前古当今治理天下的道理，追求的是儒家的哲学、政治、伦理道德修养。“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从中汲取道统的营养。
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们所谓的”“气”已不仅仅是韩愈的“儒家道德”，它被赋予了新的内容。用科学的世界观观察世界，用唯物主义方法论武装头脑，积极用世，冷静地观察和反映客观现实生活，永远保持一颗善良的心，则是我们应该永远追求的。
如何炼“气”呢？换句话说，如何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呢？韩愈古文理论的出发点是“文道统一”。他学习古书，不仅好其词，更好其道，“道”是决定“文”的，文道兼备，才能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关心民生疾苦，以时代为己任，才能很好地练气。中唐时期的社会，迫切需要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韩愈以儒家“道统”继承人自居，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提倡“仁政”，反对横征暴敛；崇尚儒学，反对佛、道，希望通过恢复儒学“道统”，维护和复兴唐王朝的统治秩序。韩愈五十一岁时，上《论佛骨表》，触怒宪宗皇帝，几被处死。他身体一直不好，年轻时即齿脱发白，只活了五十七岁。在他生活比较安定的晚年，何苦惹祸上身、贬官于蛮荒之地呢？韩愈是儒家的忠实信徒，一生“斥佛老”不遗余力。宪宗皇帝为祈求福寿，将佛骨－－据说是如来佛祖的一截手指骨－－迎入宫中供奉，轰动长安，闹得沸沸扬扬。本来，经过几十年尊崇和提倡，寺院已经占有大片的土地，控制了大批劳动力，并享有免税特权，占了很大一块国家财政收入。宪宗皇帝这样做，起了很坏的示范带动作用，自然愈发的乌烟瘴气了。韩愈尖锐地指出：周代以前帝王长寿，不是因为奉佛；东汉以后帝王奉佛，结果乱亡相继，乃更得祸。”并且指出佛教盛行已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流向寺院，虔心礼佛导致风俗败坏，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他从儒家道统出发，指出佛教不过是“夷狄之一法”，“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与中国传统的“先王之道”相违背。这一振聋发聩的主张虽然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没有信仰和胆气，是做不出来的。有“道”然后有“文”，为“道”而“文”，体现的正是韩愈大无畏的精神，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舍己为民的气魄。这些，不通过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是做不到的。
韩愈除了提出一颗恒心钻研古圣贤之言、志虑纯正外，还是出了“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观点。就是作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文章来自现实生活对作家的感发而造成的思想感情的郁积。他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这一观点，上呈司马迁“发奋读书”说，下启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论点。一切想在作文上取得成绩的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历经磨练，才能望有所收获。
感情充沛，气势旺盛，有利于文章气韵流动，风采卓然。这大概是炼“气”的具体体现。韩愈散文，无论书启赠序、哀辞祭文，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笔端倾注强烈的思想感情。韩愈写文章，真是千锤百炼，反复推敲，力求纯正。在语言的简洁上，韩愈提出“文从字顺各识职”，和莫伯桑说的“不论一个作家所要描写的东西是什么，只有一个词可供他使用，用一个动词要使对象生动，用一个形容词要使对象的性质鲜明，因此就得去寻找，直到找到这个词”何其神似也。
韩愈的古文运动离我们已十分遥远，他的文章却近在眼前。我体味他那一颗孤独炽热的心，在深深的夜里，不能成眠。我想，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