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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768—825)，字退之，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因自称郡望河北昌黎，又被称为“韩昌黎。”
在唐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韩愈可以说是一位极富光彩的人物。他在“不忘于仕进”、不断地追求“小行乎其志”(《与卫中行书》)的同时，高张儒家道统和古文运动两面大旗，给时人和后人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称“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正是对韩愈其人其文的崇高评价。
韩愈出身于官宦之家，幼年丧父，家庭的熏陶和环境的坎坷艰难，使他从小发愤苦读，“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答侯继书》)，立志在政治和文学上有一番作为。经过三次考试失败的挫折后，终于考中进士。贞元十二年(796)，韩愈二十九岁时开始步入仕途，任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等职，后来又升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同年，他因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而触犯德宗和权贵李实，被贬往阳山。此后，朝廷几次易主，韩愈也几次调职。元和十二年(817)，他因充行军司马随军参加征讨淮西叛乱有功，升为刑部侍郎，成为上流统治集团中的一员。两年后，他又因上《论佛骨表》触怒宪宗，贬官潮州。第二年穆宗继位，韩愈被召为国子监祭酒，后来转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被后人称为“韩吏部”。五十七岁时，韩愈在长安病逝，谥为“文”，后世又称他做“韩文公”。
针对当时盛行的骈体浮靡文风，韩愈亮出了自己鲜明的文学主张——坚持文以载道，提倡在复古的基础上创新，还提出了“不平则鸣”等著名的文学观点。
这些文学主张不仅出现在他的文章论著中，更体现在他散文创作的实绩上。韩愈传世的文章有近四百篇，包括杂著、书启、赠序、哀辞、祭文、碑志、表状等多种体裁。有的如江河直下，一泻千里；有的如峰回路转，回环往复。韩愈的散文，多数气势磅礴，笔力雄健，广泛地运用比喻、排比、对偶等多种修辞手法，在优美的形式中，倾注了作者充沛的感情，叙事记人都极富形象性，论事说理则层层相递，逻辑性很强，颇有先秦诸子散文之风。另一方面，韩愈所运用的语言灵活、生动，实践了他所坚持主张的“唯陈言之务去”(《答李诩书》)、“辞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从古书和口语中吸取精华，创造了大量新颖的词汇，增强了文章的艺术魅力。
当然，他的作品中也有一部分应事之作或过分追求古僻深奥之处，但白璧微瑕，不掩其瑜。后世的很多文学评论家都给予它们极高的赞誉，如《旧唐书·韩愈传》称之为“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苏洵喻之为“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本书选译了韩愈的一百二十多篇散文，力求反映韩愈散文的全貌，表现其特点，并体现出韩愈的文学主张。为此，我们选取了韩愈一生各个阶段、各种形式的散文作品，有些在直译的基础上加以润饰。
韩愈的诗歌雄健壮丽，宏伟奇崛，想象丰富。与孟郊等人一起，形成了重要的韩孟诗派。虽然对他的诗歌作品有褒有贬，但他的诗歌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独辟蹊径，独树一帜，独具特色，仍然是一个大家。而且对宋诗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只是他的文名太大，掩盖了诗歌的成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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