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公元７８６～８２４年），字退之，唐朝河阳（今河南孟县）人，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唐朝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与唐朝另一文学宗师柳宗元开创的韩柳文体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慢慢衰退。

    难能可贵的是，韩愈不仅文学造诣非凡，还是古代为数不多的具有朴素无神论思想的士大夫之一。当时的陕西凤翔法门寺有佛塔一座，内藏释迦牟尼佛指骨一节，三十年一开塔。据传开塔之年，必定人和年丰。唐宪宗元和十四年正值开塔之年，宪宗派人将佛骨迎入宫内供养三日。

    针对皇帝佞佛一事，韩愈上了一道《论佛骨表》的著名谏文，对佛的虚妄不实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表达了朴素的无神论观点。

    第一，对佛的功用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否定。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这种社会影响与佛教的世俗化密不可分，特别是佛教中国化为中国佛教以后，更是具有经世之学的特点，即佛教传播之快，能吸引众多的信徒，是因为它宣称信佛具有绝大的功用，比如现世的求福避祸、求长生、救苦救难；后世的极乐世界等等。在中国历史上，唐朝各代皇帝多数佞佛，直接的目的便是求长生不老，天下太平，永享荣华富贵。针对佛教宣称的济世功利，韩愈从正反两方面予以了批判。

    《论神骨表》一开篇，韩愈就从史实出发，列举了从“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一直到周朝“穆王在位百年”共十三位帝王长寿的事实，指出人的长寿与否，不是佛所赐予的，“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不但人的长寿与否与事佛无关，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也非佛所赐，“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

    在从正面进行了充分论证后，韩愈又从反面论证。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史学家一般公认是两汉时期，至汉明帝时佛教已能“入于宫廷，为上层贵族所习学。”①说明佛教已经开始兴盛。韩愈就从汉明帝论起，说明佛教并不能带来帝王们的江山稳固、长命百岁，“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总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

    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梁武帝萧衍在位四十年，曾三次舍身出家，“宇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就是这样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帝王，因沉湎于佛事而疏于国事，竟落得个国破家亡、饿死台城的结果。事佛不但不能求福，还因此得祸。韩愈用不容置辩的事实断言“佛不足事”，对迷信神佛予以断然否定。

    不仅如此，韩愈在对神佛的否定中还表现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的无畏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并不信佛，但却害怕佛教理论所宣扬的报应，在论及神佛之事时总是讳莫如深，生怕一言不慎导致灾祸。韩愈却有着一个无神论者的无畏精神，他将佛教徒奉为圣物的佛骨舍利视作“枯朽之骨，凶秽之余”的不洁之物，不但不宜进入宫禁，而且应“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并坦然地说：“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这种无畏精神和远见卓识为后世无神论者树立了榜样。

    第二，佛教之说是一种世界观的理论，并无神验。过于迷信，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韩愈认为，佛无灵验，原因就在于它不过是一种世界观的理论而已，“伏以佛者，夷狄之法耳”，更何况这种世界观的学说从国外传入，不适合中国国情。“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语言不通……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说明佛教学说不符合人伦常情。

    佛教的兴盛，不仅会对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伦理道德形成冲击，而且会影响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百姓“焚顶烧指，百十为众，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百姓沉湎于佛教迷信，必将导致百业凋敝，对社会生产造成破坏。因此，韩愈认为，对求神拜佛的迷信行为要加限制，“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而这种种愚蠢的行为，只能导致“伤风败俗，传笑四方”。

    对于唐代社会佛教极为兴盛的状况，韩愈认为统治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皇室崇佛，上层社会崇佛，都对百姓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

    韩愈的无神论思想显然受到以前的无神论者王充、范缜等人的影响，如范缜曾揭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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