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民间“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的弊病,对社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韩愈对唐代民间信佛诸多怪象的批判,和范缜的揭露异曲同工。但是,韩愈的无神论思想基础来源于历史事实,较少思辩色彩,因而说服力极强,对后世的影响也相当大。如元代学者赵素撰《为政九要》,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当官戒巫,风化自兴”,②明代学者吕本中著《官箴》,提出“当官不接异色人。”③以及明代学者吕坤著《治道》,提议“禁邪教之倡”,④都是基于对统治者有“先以扶持世教为主”的政治责任的认识。他们在著作中都认为,各类巫术迷信,都具有伤风败俗的社会破坏作用,故“君子之政”的首要使命就是做个戒巫榜样,这种观点都与韩愈在《论佛骨表》中申明的统治者有教化百姓“敬鬼神而远之”的政治责任不谋而合。
有意味的是,韩愈的无神论思想不仅对后世学者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尽管韩愈因上《论佛骨表》触怒了宪宗皇帝而被贬官,但仅仅过了26年,就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武宗灭佛”事件。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强迫僧尼归俗。据记载,当时被毁的大、中寺院4,600所,小庙400多座,没收寺院土地数千万顷,还俗僧尼达260,500人,解放寺院奴婢150,000人。⑤经过此次废佛,佛教几乎覆灭,并从此走下坡路。
武宗对佛教之所以断然采取措施,一方面是由于韩愈所揭露的佛教迷信对社会生产的破坏力已经十分严重,高度发达的寺院经济触犯了世俗地主和贵族的利益,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在思想原因方面,却是由于韩愈的佛无灵验的思想消除了皇帝的思想顾虑。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韩愈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被贬为潮州刺史时,曾两次祈天祭雨。元和十四年的春夏之交,“淫雨将为人灾”,韩愈“奔走公告,乞晴于尔神明。”这一次祈雨记载于他的《祭界石神文》中。到了深秋,天气却又阴雨不断,韩愈于是第二次祈天祭雨,并记载于他的《又祭止雨文》中。有论者认为韩愈“尊天地、事鬼神,以聚民心”,是他带有局限性的封建统治手段。⑥笔者认同这一观点,韩愈的两次祈雨,抒发的是对百姓忧苦的深深关切之情,不能看成是因为仕途受挫而改变了他的无神论思想观点。
注释:
本文未注之引都出自韩愈《论佛骨表》,《韩愈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①⑤于可主编《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4页,第361页 ② 杨建祥《当官戒巫,风化自兴———读(元)赵素〈为政九要〉有感》,《科学与无神论》2001年第1期 ③ 杨建祥《当官不接异色人———读〈官箴〉有感》,《科学与无神论》2002年第4期 ④ 杨建祥《“禁邪教之倡”———读(明)吕坤〈治道〉有感》,《科学与无神论》2001年第3期 ⑥沈鸿达《韩愈治潮政绩及启示》,《漳州论丛》2005年1、2期合刊
作者简介:万瑞林,江西省上饶市委党校副教授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