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总的来说,韩愈虽屡被贬黜,却能得以善终,平生的名位也不为不高。他有一首《示儿诗》这样写道:“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 可见他对自己的处境还是较为满意的。他虽然一生汲汲追求功名,但并不满足于个人富贵,始终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心,希望立德、立言、立功,对那些“得一名、获一位,则弃其业而役役于持权者之门,故事业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后遂亡”[注]的人非常轻蔑。他认为,身为素习儒业的士大夫,对社会、对封建国家应该有强烈的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勇于担负起振斯溺、觉斯民的责任,虽然 “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注],也在所不辞。因此,他在朝中遇事能先人之所言,言人之所不敢言,不甘寂寞,评议朝政,表现了一个正直的儒家士大夫应有的气节。他还以儒家传统的卫道士自居,把复兴儒学、排低异端作为自己平生的事业。史书说“自晋讫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诸儒倚天下正议,助为怪神;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囗而复奋。始未之信,年大显于时。”经过他的努力,他的学术思想渐渐被接受,在他去世后,“其言大行,学者仰如泰山北斗”[注]。

    韩愈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的文学成就,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他的散文行文流畅,富于变化,感情充沛,笔力雄健,语言生动精炼,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烩炙人口的佳句。成书于清代康熙年间,在社会上具有很大影响的《古文观止》,共辑明末以前的50余家散文220篇,其中韩愈一家的就有24篇,可见其深受人们的推崇。韩愈的文学理论与他的新儒学主张是密切相关的。他不提倡为作文而作文,而要求在文章中要体现、反映儒家之“道”。他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注]这就是“文以明道”的主张。此外,他在论述文学的产生时,提出了“不平则鸣”与“文穷益工”的见解。这些理论丰富了我国文艺理论的宝库。

    韩愈的新儒学理论,尽管后世有不少疵议,但现在人们讲新儒学史,大体都要追溯到韩愈。首先,韩愈排低异端,攘斥佛老的用心,成为后世新儒学兴起的原因之一。其次,韩愈对儒家心性论的关注,开了后世新儒学之先河。再次,韩愈的道统说,对后世新儒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韩愈以后,很多新儒学家都致力于理论创造,发挥儒学奥旨,并以道统的继承人自居,推动儒家文化的向前发展。最后,韩愈着重发掘儒学的基本精神,对章句训诂基本上没有什么注意,推动了儒学研究方法的革新。所有这四点,印证了陈寅恪先生的论断:韩愈是唐代学术文化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的关键人物。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韩愈不仅是唐代学术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更是中国儒学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的关折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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