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四年，韩愈改任都官员外郎，五年为河南县令，六年行尚书职方员外郎，七年韩愈因管闲事受连累，降官国子博士。他自视颇高，却又屡遭贬黜，情绪非常低落，心中很不是滋味，于是写下《进学解》一文，试图解答仕途穷通与学业精粗之间的关系，反思自己为什么动辄得咎。谁知他的这篇牢骚满腹的文章，却得到了执政的赏识，认为他有史才，改官比部郎中、史馆修撰。白居易起草的《除官制》是这样评价韩愈才学的：大学博士韩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求之一时，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可使执简，列为史官，记事书法，必无所苟[注]。

    这篇制词对韩愈的学术、文章及道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韩愈进入史馆却不修史，有人劝他，他回答说：“自古为史者，不有人责，则有天灾。”后来他预修《顺宗实录》，因书禁中事太切直，果然引来了宦官和其他一些人的非议，“訾其非实”。九年，转考功郎中、知制诰。

    宦官、朋党与藩镇，是唐代政治生活中的三大痼疾。官僚士大夫间的党争也接连不断，要想在政治上站稳脚跟，就得依违其间，否则随时会被逐出朝廷。韩愈在从政之初，曾与宦官俱文珍关系密切。而此时，牛、李党争也已由李逢吉、韦贯之与李吉甫、裴度之间的纷争揭开了序幕。纷争所涉及的问题之一，即是对藩镇的态度。李逢吉、韦贯之一派主张息兵，而李吉甫、裴度一派则主张用兵平叛，以维护封建国家的政治统一。韩愈直接参与了这一场纷争，站在袭度一边，反对地方割据，力主讨伐。元和九年，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吴元济自立，背叛朝廷。裴度力主对他用兵，遭到韦贯之、李逢吉一派的反对。韩愈上《论淮西事宜状》支持裴度，主张征讨，论及军事，颇有韬略，但因抱怨皇帝优柔寡断，遭到贬抑，为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裴度任宰相，节度彰义军，决定平定淮西之乱，任用韩愈为行军司马。韩愈先到汴州，劝说沛军都统韩弘归顺朝廷，翦除了吴元济的羽翼，使吴元济孤立无援。又向裴度献间道人蔡之策，深得裴度赏识。淮西平后，韩愈因功升为刑部侍郎。

    此时，韩愈在仕途上似乎一路顺风。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他就经受了政治上最大的一次起落，这是因“佛骨事件”引起的。在唐代，佛教极为流行。元和年间，宪宗大力支持，佛教继续泛滥。当时凤翔法门寺有一座护国真身塔，塔内藏有一节所谓释迦指骨，信男信女把它作为“圣物”顶礼膜拜，每30年拿出来展示一次。传说展示后将“岁稔人泰”。元和十四年正月，宪宗派人把它从寺中迁入宫内供奉三天，史称“王公土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 [注]，朝廷内外奉佛达到了疯狂的程度。韩愈对这件事极力反对。早在青年时代，韩愈就：“囗排异端，攘斥佛老”（《进学解》）。为了重树儒学的权威，韩愈在《原道》一文中倡言排佛，甚至提出过“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极端主张。这时的韩愈面对举国上下的宗教狂热，不怕触动逆鳞，冒犯君颜，毅然上表对迎佛骨一事进行谏净。在这篇著名的《论佛骨表》中，韩愈言辞尖锐，慷慨激昂，以理性的精神，历数佛法传入中土以后对世道人心、社会经济的不良影响，并说历代奉佛之君，往往得祸，享年不永。他从维护中华本位文化的立场出发，要求将佛骨 “投诸水火”，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他的上表在朝野上下激起了轩然大波，宪宗皇帝盛怒之下，要将韩愈处死。后因裴度、崔群等人极力说情，于是改为远贬潮州刺吏。韩愈到潮州后，上书皇帝谢罪，并表明自己的赤胆忠心，言辞沉痛哀戚，宪宗皇帝动心，将他内移为袁州刺史。
  这是韩愈第三次来到岭南。虽然他的运气不佳，仕途坎坷，多次因言得罪，但并没有因此消沉。他平生为维护儒家本位文化而摇旗呐喊，并为儒家政治理想的实现而身体力行。在潮州，他同情百姓疾苦，力图做一个百姓喜爱的好官，这种爱民精神鲜明体现在《逐鳄鱼文》中。在任袁州刺史时，韩愈帮助沦为奴隶的百姓赎身，使其骨肉得以团聚。这些所作所为，是儒家“人本”精神在他身上的反映。

    此时，韩愈已过“知命”之年。不仅他的哲学思想已经成熟，他在文学创新上也树立起自己不可动摇的地位。早在青年时代，韩愈就在文学上独树一帜，创作出许多高水平的散文。如《原道》、《原毁》、《送孟东野序》、《进学解》、《师说》等，都堪称散文的典范。他反对六朝以来文学上的形式主义，提倡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主张文艺形式要服从思想内容，文章要反映事理，反对单纯追求形式的唯美主义倾向，不讲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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