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恳求并没有引起当权者的重视，他的上书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韩愈求仕不得，只好离开京城，怀着不得志的心情东归故里。他经过潼关，游凤翔，又上书京西节度使邢君牙，坦诚地说：“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注]企图以此说服权臣起用自己，但权势者无动于心，韩愈极度苦闷。在归乡途中，见有人宠白乌、白囗鹆西行送给天子，韩愈深有感触，联想到自己饱读诗书，身怀抱负，却不得名于荐书，而这两只鸟只不过有华丽的羽毛，反得蒙采擢荐进，如此光耀，感物伤生，心中极为苦涩，发出“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感二鸟赋》）之叹。他把穷达归因于命运的安排，只好按捺住自己要求出佳的迫切心情，等待机会，相信“善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同上）。

    机会终于来了。第二年，因汴州发生叛乱，宰相董晋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韩愈被辟署试校书郎，汴、宋、亳、颍四州观察推官，随董晋由洛阳到了对州。这是他第一次做官。”他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一官半职，应该说已如愿以偿，以后就只等平步青云了。一年以后，他又以疾辞。贞元十五年二月，董晋去世。不久，汴州发生兵变，韩愈携家出城，辗转依于武宁节度使张建封，被辟为推官。韩愈刚过而立之年，入仕日浅，年轻气盛，对官场缺乏深入的了解，不谙人情世故，对上司往往发言直率，无所畏忌。贞元十八年，调授四门博士，做了学官。此时的韩愈，已经成了文坛领袖、名动海内。第二年，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这年他36岁。此时，他与文坛的另两位领袖柳宗元、刘禹锡结成了好友。

    监察御史掌纠察百官，虽只正八品下，但地位非常显赫。仕途的得意，使他觉得终于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实现平生的抱负，按照儒家的理想治国平天下。这年关中大旱，闹饥荒，而有关部门不仅不予蠲免租役，反而竭泽而渔，使民不聊生。韩愈从儒家的“仁政”思想出发，认为民众为国家的根本，上疏请求宽摇役、免因租以安京师，又上疏论除宫市之弊。哪知德宗皇帝不但不听，反而嫌他直言多事，一气之下，将他贬为连州阳山县令（今广东西北）。
  韩愈因直言而得罪，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因此他有些晕头转向，不知道是谁在皇帝面前进了谗言，从身后捅了他一刀。当时王叔文、韦执谊一派势力在朝中逐渐得势，柳宗元、刘禹锡是这个集团中的重要成员。韩愈虽与柳、刘是好朋友，但在政治态度上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他甚至怀疑柳宗元、刘禹锡与他的贬逐有关。这是韩愈政治生涯的第一次大的起落。这次挫折使他认识到，要在官场上站稳脚跟，就应该学得圆滑一些，多说奉承话。不过，韩愈始终是韩愈，他刚直敢言的性格在他的一生中并没有什么改变，这使他在仕途中吃了不少亏。

    韩愈在遥远的南方度过了两个春秋。德宗死，顺宗即位，改元永贞，韩愈获得赦免，移江陵法曹参军。赴江陵途中，他曾在湖南郴县待命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韩愈写下了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五篇哲学论文“五原”[注]。这五篇文章不仅是散文史上的名篇，而且是韩愈政治、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标志着他的新儒学思想已经成熟。这一年韩愈38岁。他以自己敏锐的目光，看到孔孟以来的儒学正在衰落，在与释、道二教的竞争中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他以卫道者自居，挺身出来大声疾呼，发出尊孔孟、排异端的口号，独自举起了复兴儒学的旗帜，要扶正名教，以使儒学重新占领思想阵地。

    顺宗在位数月即被废黜，由“二王人司马”领导的“永贞革新”被宦官集团扼杀。宪宗即位，改元元和。这年夏，召韩愈为权国子博士，分教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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