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受到白居易的直接影响。今天，白居易已成为世界上的著名诗人之一，他的诗歌甚至已被翻译成各种外文，在各国人民中间享有盛誉。他的不朽作品和诗歌创作理论，无论在世界文学史或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都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二、诗歌艺术
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毫无疑问，反映现实的诗歌是他全部作品中的主流和杰出的部分，可是只谈这些却不能概括他的作品的全貌。他的诗歌流传到现在约有近三千首之多，从创作数量来说，在唐代诗人中是首屈一指的，其中包含“讽谕”诗和“闲适”诗两大部分。
白居易的思想是儒、道、佛三家的混合产物，他中年曾惑于道家的丹药，后来又皈依于佛教〔4〕，虽然各个时期的表现不同，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在他身上始终占主导地位。他自己解释说：“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与元九书》）他早期作品中“志在兼济”的讽谕诗是主要的一面，后期作品中“行在独善”的闲适诗占主要的一面，当然他前期也写有闲适诗，后期也写有近于讽谕的诗，但对当时所起的作用不大，仅居次要地位。
盛唐是唐代诗歌的黄金时代，但天宝以后逐渐出现程式化的倾向，“诗到元和体变新”（《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至白居易、元稹时代，才又突破樊篱，形成大变。白居易在继承上，虽然吸收了如陶潜、韦应物的所谓“闲适”的一面，另外又继承了如陈子昂、杜甫等旨要“讽谕”的一面，但他并不是纯粹蹈袭前人的老路，确实做到了能变能新，开创了所谓“元和体”，使当时的诗坛继承盛唐而再盛，出现了又一个新的局面。
如前所述，白居易的诗歌成就，是和他的生活经历以及他生活着的那个时代分不开的。他的诗歌创作是他的文学理论的实践，“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他主张用这个尺度去衡量历代的诗人和作品，并总结了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经验，强调了诗歌的战斗作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认为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为现实而作，用来“补察时政”、“泄导人精”（《与元九书》），使它成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工具和武器，决不能为艺术而艺术。他对于六朝梁、陈以来“嘲风雪，弄花草”，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诗风给予严厉的批判，把《诗经》、汉魏乐府民歌、陈子昂、杜甫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提到正宗的地位，其中特别推崇杜甫，对于他的《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等诗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句，则大为赞扬。“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新制布裘》），他早年从民间刚登上政治舞台不久，就发扬儒家“兼济”的精神，要求实行“仁政”，不畏强暴，写成了《秦中吟》、《新乐府》和其他“讽谕诗”的名篇，如讽刺横征急敛、贪污强暴的《重赋》、《杜陵叟》、《黑潭龙》、《卖炭翁》、《宿紫阁山北村》等。他极端沉痛地倾吐了郁积在人民心中的愤怒道：“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重赋》）又运用同样的手法控诉了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将它比喻成吃人的野兽：“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宿紫阁山北村》诗写神策军人的强暴，《卖炭翁》写“宫市”白望的扰民，都非常形象化，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又如“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轻肥》）、“朱门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歌舞》）、“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歌舞》），把豪门贵族荒淫无耻的生活，和江南大旱人食人、阌乡农民欠赋被囚冻死的惨状，作了鲜明的对比，艺术感染力量非常强烈。此外还有反对穷兵黩武的侵略战争的《新丰折臂翁》，反映封建社会妇女受迫害的《上阳白发人》、《陵园妄》、《母别子》、《议婚》、《井底引银瓶》等，劝戒奢侈浪费的《红线毯》、《牡丹芳》、《买花》等都是他的杰出的现实主义名篇，不胜列举。总之，他运用了变化万端的比喻手法，塑造了各种生动真实的受害者的艺术形象，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统治者的暴政和不合理现象，都是他的诗歌创作的辉煌成就。
白居易诗歌的艺术特点是“用语流便”〔5〕，平易近人。他善于学习和运用民间语言入诗，音韵优美，便于歌诵，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因此当时“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