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听了这话，又好气又好笑，她说:“你们去看规定吧，你看看当时规定什么是富农，什么是贫农。”

一计不成，一计又生。“人大三红”密谋绑架了我母亲。

当时我母亲住在她们医院的宿舍里。那天夜里12点多，有人对看门的老师傅说，要找赵院长，要抢救病人，必须要她去，否则病人死了她要负全责。

这个老师傅赶忙找到我母亲说:“赵院长，你可别出来，我看这些人不善，不像是好人，你千万别出来！”

我母亲想:不去不行啊，真有病人不去抢救，这不是又给造反派一个口实吗？再说病人出了事怎么办?

那时候我妹妹还小，我姥爷、姥姥跟我母亲住在一块照看她。我母亲也没敢惊动他们，就急急忙忙出来，还没到门口，一帮人就“呼啦”一下子围了上来，把她拽上了停在门口的一辆带发动机的三轮板车里……

我母亲质问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有什么权力抓人，你们简直成了土匪了！”

他们也不吭声，开车就走。

机动三轮车在寒夜里颠簸，连个篷子都没有，寒风刺骨。我母亲被四个人夹在中间，不知被拉到哪里去。她直挺挺地坐着，一夜没有合眼。

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我母亲被拉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被带进一个昏暗的小屋。呆了一会儿，有人偷偷地对她说:“他们绑架你来是要开批斗会，是敦促你交待朱德的问题。”

后来知道，当时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其实分成了两派，一派说要我母亲揭发爷爷，不揭发就开她的批斗会；另一派则不同意，说人家是天津人，“人大”没有权力开人家批斗会。

在关押我母亲期间，他们反复威逼我母亲“交待问题”。

他们问:“你上过中南海多少次？对朱德的反革命罪行你掌握多少？”

我母亲说:“我去的次数多了，我们是一家人为什么不能去？我不知道什么是反革命，每次去，爹爹都教育我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们说:“我们不要你说这个。”

我母亲说:“你们要我说什么？”

“要你说，朱德是怎么搞反革命活动的。”

我母亲说:“没有就是没有，我不能瞎编乱造！”

就这样，我母亲被造反派关了半个多月。

就在我母亲被带走的第二天，传达室的那位老师傅告诉我妹妹:“昨天晚上你妈妈被一伙人给带走了。那一帮看起来不是好人。”

听了这个消息，我妹妹赶忙跑到我父亲的单位。到了那里才知道，我父亲也“失踪”了……

最后还是通过北京铁路局找到北京造反派的头头，才知道我的父亲母亲都被他们绑架到了北京。

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天津铁路局找他们谈判，说:“你们是北京造反派到外地去抓人批斗，这不合原则吧。”

又加上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人大三红”这才把我的父母放了回来。

母亲回到自己的医院，又来了“支左”的军人，还是逼我母亲交待爷爷的“反革命罪行”。

我母亲说:“我爹爹的情况我了解，但反革命罪行我不知道！”

那个“支左”的军人说:“老赵哇，我们这是对你的关心，你是老干部、老同志，你要明白地划清界限，中央已经下了通知，朱德是三反分子，他是反对毛主席的，是要被打倒的对象。”

我母亲说:“既然是中央的通知，你就去问中央好了。你要是问我，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家都是革命的！”

那个军人当时才有二十六岁，姓翟。我母亲又对他说:“老翟同志，我参加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你呢。”

我母亲知道这些“支左”的年轻人不大了解历史，就继续问他:“你才二十多岁，你说总司令是反革命，他怎么反法？你说中央有文件，你拿给我看看！”

他说:“我们内部传达了。”

他们又问我母亲:“你说井冈山会师是谁吧？”

我母亲说:“井冈山会师时，我不在场。但是过去学历史，说的是朱总司令和毛主席井冈山会师。可现在你们说是林彪和毛主席会师，我也没有证据，我只能尊重历史！”

听着我母亲义正辞严的回答，这伙人也无可奈何。

“批朱大会”虽然没有开成，但在当时“揪斗”狂潮的推动下，造反派们的情绪被煽动得极端狂热，哪能就此善罢甘休。

有一次爷爷问奶奶:“你们妇联的情况怎么样啊？”

奶奶说:“两派斗争得很厉害，他们都把我当作靶子，批斗我。”

说到这里，奶奶的满脸都是委屈。是啊，奶奶当时在全国妇联不是主要负责人，又是苦出身，为什么造反派偏偏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她!?

奶奶满腹忧虑地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还不知会怎么样呢！”

听了奶奶的话，爷爷沉思良久。他心里十分清楚，造反派的所作所为，矛头主要是冲着他来的。

爷爷不紧不慢地安慰奶奶:“你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走资派了，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是这样下去的。”然后，他又说:“你还记得我们度过的那段最艰难的日子吧!?”

奶奶听后，略微顿了一下，说:“记得，那怎么会忘记呢？”

上一页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