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中央“文革”，虽然号称“小组”，权力却很大，后来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这年8月初，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前，毛泽东于7月18日回到北京，听了康生、陈伯达等人关于北京高校“文革”运动情况的汇报后，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向学校派工作组的做法大为不满，并对他们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在这次全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先后做了检讨，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慌，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全会进行了中央领导机构的补选和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七人增加到十一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爷爷、李富春、陈云。林彪从原来位列第六升至第二位，被称为“林副主席”、“林副统帅”。刘少奇、周恩来、爷爷、陈云的党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爷爷从原来的第四位降至第九位。

就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长达十年之久的全国大动乱开始了。从此，爷爷的处境也随着时局的发展愈发艰难了起来。

1966年国庆节，“文革”刚刚发动，还保持着建国后年年国庆节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庆祝活动的做法。爷爷当时的心情虽然很抑郁，但他在参加天安门观礼时，得知张思德的妈妈从四川仪陇来京参加国庆观礼，还是把张妈妈接到了家里，还吩咐要做几个四川菜来招待张妈妈。

张思德是四川仪陇县人，和爷爷同一个家乡。

爷爷奶奶和我一起陪着张妈妈吃饭时，爷爷不断地给张妈妈夹菜，并问张妈妈:“家乡的人民还好吗？农民生活怎么样？”

张妈妈说:“还行，还比较安定。”

爷爷听了，说:“农民日子过好了，我也就放心了。”

中南海造反派冲击我家，贴大字报攻击爷爷的情况很快就报告到毛泽东那里。1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上讲到爷爷时，说:“朱德在国际国内是有威望的，朱德还是要保的。”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并没有制止住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活动。他们继续鼓动“打倒朱德”，并把这股恶风从中南海吹向了社会。

1月21日晚，戚本禹在全国政协小礼堂对中国人民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说:“你们要把矛头对准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以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就完了，还有呢！”

看到红卫兵有些不解，马上补了一句:“还有朱德！他是大野心家，是一个大军阀。他一贯反对毛主席，你们要把他揪出来，批倒批臭！”

“怎么个批法？”有人发问。

“这还用我说吗？你们人大不是有个走资派叫孙泱吗？他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可以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嘛！”

孙泱是孙炳文烈士的儿子。从抗日战争开始，他就在爷爷身边当秘书，建国后曾任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后来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校党委副书记。

正是因为爷爷，这场邪火也烧到了他的身上。

人大红卫兵听了戚本禹这些话，如获至宝。返回学校，立即组织人马写大字报、贴大字块。一夜之间，从城里到城外，到处张贴了“打倒朱德”、“炮轰朱德”、“朱德是黑司令”的大字块。

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名噪全国的“新北大公社”头头聂元梓听说人民大学“批朱”的消息后，唯恐落在后面，但她还不清楚这是不是上面的意思，于是打电话向她的后台康生询问:“人大红卫兵批判朱老总，是不是中央和中央文革的精神？”

老奸巨猾的康生不肯直接回答，拐弯抹角地说:“怎么说呢？形势在发展嘛！问题也越来越清楚了。你们自己搞就搞成了，要说是我让你们搞的，就搞不成了，你们自己决定嘛，我给你们说多了不好。”

对于康生的暗示，聂元梓当然心领神会。放下电话，她便急不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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