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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来主义》教学中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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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著名杂文《拿来主义》第九段涉及“鱼翅”“鸦片”等事物。笔者执教此文多次，每教此段，总有一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感觉。与许多教师一样，笔者也是全盘照搬了流行多年的权威说法：
从局部说．那些比喻也用得十分贴切。例如．用“鱼翅”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用“鸦片”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糟粕．但也有某些有益的成分：用“烟枪和烟灯”“姨太太”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糟粕。(《教师教学用书》，2003年12月版，第lO页)
既为“糟粕”，难称“有益”，说法上已欠稳妥。逻辑分类上．采用这样的“三分法”(“鱼翅”一类，“鸦片”一类．“烟枪”“烟灯”和“姨太太”一类)，词语诠释上，采用这样的“两点论”(将上列事物～概纳入“精华”“糟粕”范畴)，如此分析，不能合理诠释原文，准确揭示《拿来主义》的思想内蕴。经过长期认真的思考，笔者认为．“三分法”“两点论”正是令《拿来主义》第九段的分析陷入窘境的主要原因。
首先，分类未能吻合原文思路。《拿来主义》末段，清晰总结了对从“大宅子”中“拿来”的事物采用的三种处置方式：“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使用”，针对“鱼翅 ‘鸦片”而言；“存放”。针对“烟枪和烟灯”而言；“毁灭”则针对“姨太太”而言。——既然“鸦片”可“供治病之用”，即有其“使用”价值．既然“烟灯和烟枪”要“送一点进博物馆去”，即有其“存放”必要，就不宜轻率将其归入“糟粕”一类。“使用”‘‘存放”“毁灭”三个词，既是对实施“拿来主义”的三种具体方法的总体概括，也是对“垒来”“大宅子”后如何处置“大宅子”中各类财物这一问题的具体说明。传统的分类，令八、九两段文字脱节失却照应。
其次，分类未能运用正确标准。《教师教学用书》的分类标准．是“精华”“糟粕”这两个表示对立关系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在一定意义上适用于“鱼翅”和“姨太太”．而“鸦片’’“烟枪和烟灯”属“精华”“糟粕”兼而有之的事物，实无法纳入这一标准之中。从行文看，鲁迅考虑的类别标准是“鱼翅”等事物的“用途”，即大用抑或小用，有用抑或无用，而不是非好即坏之“精华”“糟粕”。将“烟枪和烟灯”“姨太太”归诸一类，概念上包容交叉，逻辑上出现混乱，正是分类标准不当必然产生的一种结果。“烟枪和烟灯”“姨太太”不在同一层面，不属同一范畴，归入一类，失去了对原文语境的依托。
复次，分类亦未顾及语言形式。第九段中，“鱼翅”等事物被分置于三个复句之中。“鱼翅’’“鸦片”所在两分句间明确使用了分号，这无疑标示，鲁迅先生行文之时，是视“鱼翅”“鸦片”为一类而将有关事物分作三类并藉此说理的。
笔者认为，《拿来主义》第九段涉及的事物，应当按照事物的“使用价值”分作三类．即有用的“鱼翅”“鸦片”一类，部分有用的(或者说部分无用的)“烟枪和烟灯”一类，无用的“姨太太”一类。而这些类比物蕴含的思想意义，只有紧扣原文语境，方可准确理解。一味生搬硬套，势必跌入分析的误区。
从思想内容看．在阐述“拿来主义”的具体方法时。鲁迅先生着眼于“大宅子”中的事物“拿来”之后的处置方式——“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三者间的关系彼此独立互不包容。可供“使用”的。是“鱼翅”和“鸦片”。对“鱼翅”“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对“鸦片”，则“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可供“存放”的，是“烟枪和烟灯”。“送一点进博物馆”，是正面说明“存放”之物暂时无需使用，日久必有其用，旋作反面说明。因其数量较大而“存放”不了者，则“大可以毁掉”。至于“姨太太”制度这一封建滋生物。既无法“使用”，又无处“存放”．只有“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走散”即意味着“一夫多妻”制的“毁灭”，“走散”是“毁灭”的同义语。鲁迅的论证思路是清晰的，分类是明确的。
从语言形式看，《拿来主义》第九段是一个总分关系的句群。这一句群由四个句子构建。第一句“他占有．挑选”。“占有”之目的是“使用’“存放”，而要“存放”．又须经一个“挑选”过程；隐含的语言信息是，既无法“占有”又“挑选”不了的，当令其“毁灭”。这是全段的中心，与下文“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语义贯串。下面的三个复句．则从三方面分述。第二句以“鱼翅～鸦片”为例，阐明如伺“占有”并批判“占有”同题上的“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第三句。并非毫无价值的“烟枪”‘‘烟灯”，少部分“送”博物馆，其余的“毁掉”，这自然离不开“挑选”。第四句言及“占有～挑选”之后的“姨太太”的处置。且不论本段中稍带一笔，对错误倾向讥诮抨击的文字，三个复句间的平列关系是清楚的，有关事物在论证中显示的作用也是明晰的。
从论证方式看，第九段的内容不是孤立的，而是紧承了第八段。分析的出发点，类比的立足点，依然是那所“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的“大宅子”。“鱼翅”云云，无一不是与“大宅子～旧主人”的生活方式密切联系着的事物。列举这三类事物，其着眼点仅仅在于这是“大宅子”中可行“使用～存放”“毁灭”的各种事物的代表物，是从“大宅子”这一总类比体中派生的典型事物，而作为“大宅子”中的单个事物，本身并不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也不起“比喻”作用。只有以其他语句作为载体，始能显出其思想意义。比如说，“鱼翅”就是鱼翅，“鸦片”就是鸦片(即大宅子“旧主人”“欣欣然的蹩进卧室”所吸者)。原本是“旧主人”的佳肴或毒品，代表着这位“主人”日常“使用”并可供“拿来主义”者继续“使用”的事物。这一类比物的思想意义。只有以“抛在路上”“摔在茅厕”等词句为中介方能显示。作者思维的出发点，不在于肯定或否定鱼翅、鸦片等事物本身，而在于肯定或否定人们对这类事物所持的态度。作为类比物的鱼翅、鸦片既可拿来“使用”，毫无疑问应归诸一类。
综上，在“拿来”“大宅子”之后，对“大宅子”中的三类事物应取的三种态度及含义如下：
拿来使用类：鱼翅——类比文化遗产中的有益无害的部分．鸦片——类比文化遗产中益大于害的部分：
可供存放类：烟灯和烟枪—— 类比文化遗产中害大于益的部分：
必须毁灭类：姨太太(制度)——类比文化遗产中有害无益的部分。
这样分析《拿来主义》第九段，与流行多年的权威说法有何区别呢?第一．不是以“精华”“糟粕”而是以“使用价值”作为分类的标准。第二。摒弃了难以准确揭示事物内蕴的“精华～糟粕”论。第三。确认鲁迅先生说明“怎样拿来”这个问题时。运用的是“类比论证”方法。“鱼翅”“鸦片”等都是用以类比的事物。不具有“比喻”意义。
《拿来主义》作于1934年。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始提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一著名论断。鲁迅的形象分析与毛泽东的理论阐述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但并不意味着二者可以等同可以替代。前者分析的是“拿来主义”的具体方式，后者阐述的是“批判继承”的一般原则。将“精华”“糟粕”作为“鱼翅”“鸦片”诸事物的“本体”，很难说符合鲁迅的创作初衷。也很难对《拿来主义》中的艺术形象作合理解释。例如．“鸦片”作为一种事物。不可能同时具有“精华”“糟粕”两种对立属性，“鱼翅”既为“精华”，鲁迅就无须反对“用它来宴大宾”。“烟枪和烟灯”显然也不能“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糟粕”。纳“精华”“糟粕”说于《拿来主义》分析之中，难以避免地造成了“揣摩语言”的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倾向。这是《拿来主义》教学中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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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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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拿来主义》教学中的一个问题原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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